任 晔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震旦”(梵文Cīna-sthāna)与“支那”(梵文Cina)同为梵文舶来词,系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梵文“Cina”本有“文物、思维、智巧”之意[1],“sthāna”意为“地点、位置、住宅、住所”[2],“震旦”与“支那”词源相近,词义相似,皆带有对中国文明的赞赏。“震旦”传入中国后,被用作超越各朝“国号”的中国“国名”[3]。然而,1897 年梁启超《记东侠》“中国、日本,同立国于震旦,画(划)境而治,各成大一统之势”[4],此处“震旦”近于“东亚地区”。梁启超为何将“震旦”用作“东亚”,“震旦”一词在中国派生出了哪些别义,是本文关注的要点。
同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震旦”与“支那”在近现代中国的境遇迥异。一方面,学界对“支那”的研究开展较早且成果丰硕,而对“震旦”词义流变尚无专文研究;另一方面,在“支那”被视作对中国蔑称而遭到国人强烈抵制的同时,“震旦”却被各界人士广泛使用,如王拱璧主张以“震旦”取代“支那”作为中国的别名[5]。“震旦”何以被近代国人青睐,“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又有怎样的概念和意涵,是本文关注的另一要点。本文通过梳理“震旦”在中国的词义流变,回答“震旦”被梁启超用作“东亚”的原因,并对“震旦”一词在近代中国的广泛使用做出解释。
“震旦”作为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谓,随佛经汉译与传播流入中国。目前可见最早将“Cīna-sthāna”译作“震旦”者(“Cīna-sthāna”一度被译为“真丹”[6]),为东晋时期印度僧人帛尸梨蜜多罗所译《佛说灌顶经》:“阎浮界内有震旦国,我遣三圣在中化导。人民慈哀礼义具足,上下相率无逆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