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探析

王玉玲

【关键词】驻村青年 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5.4 【文献标识码】A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更加关注精神世界的满足，乡村文化振兴已逐渐成为当下一个重要课题。在此过程中，驻村青年因为年龄、受教育水平、实践能力等优势成为乡村文化治理的中坚力量，以其特有的方式助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驻村青年的概念界定与群体特征

驻村青年涵盖范围较广，尤其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前往乡村谋求发展的青年数量逐渐增加，差异性也相对较大。为增强对驻村青年研究的针对性，本文将驻村青年主要界定为驻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等因政策、职业需要等因素到乡村开展工作的青年群体。这一群体人数较多，且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相对较小，具备一定的典型性。

个体综合素质更高。驻村青年大多是从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遴选而来，他们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相较于在乡青年和返乡青年，他们的知识结构全面、专业能力更强、思维更加敏捷、视野更加开阔、政策把握能力强，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优势更加明显。

群体差异性。驻村青年有别于作为“原住民”的本村青年和返乡青年。作为外部力量，他们不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环境下的青年，与乡村各主体存在一定差别。但是，由于驻村青年并非长期生活在乡村环境中，对乡村生活、乡村群体的了解不深，因此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方式方法、观点思路上更显差异性。这一差异性既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工作提供突破口，但也容易成為驻村青年工作中的阻碍。

参与短期性。虽然各地标准有所区别，但是目前驻村青年在乡村工作期限一般是1—5年。由于在乡村工作时间较短，并且部分驻村青年的工作、生活重心并不在乡村。因此，驻村青年的不稳定性更强，甚至在工作中存在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这也影响和制约了驻村青年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

驻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价值意蕴

驻村青年作为外部力量嵌入到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具备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各项优势，是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不可替代的新鲜血液和强有力的生力军。

文化信息知识的传播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社会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信息鸿沟、知识差距依然存在。驻村青年打破了知识结构壁垒，为观念相对陈旧、思想相对保守的农村思想文化注入了新生力量。一方面，驻村青年作为文体活动的主导者，通过组织各种宣传思想文化赛事、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丰富村民生活，引导乡村风尚向好向善发展；另一方面，驻村青年是弥补乡村干部知识短板的重要角色，为乡村文化治理工作提供新思路、新办法，有利于提升干部队伍的文化素质水平。

文化政策资源的协调者。驻村青年既是政策执行者，亦是干部群众之间的政策沟通者。当前，不少乡村因为公共基础文化服务能力不足而难以有效开展各种思想文化活动。乡村干部更注重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忽视、轻视思想文化建设的现象。驻村青年通过联系沟通协调，可以最大程度促进农村公共基础文化服务能力建设。

文明实践中心的参与者。驻村青年知识体系完备、政治立场坚定，可以在助推乡村文化发展和精神文明创建中发挥自身优势。一是推动政策普及，让村民及时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大政方针，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二是整合各种资源，创新方式方法，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三是强化文化宣导，进一步凝聚乡民、引导乡民，以文化人。

驻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困境

驻村青年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之一，并深刻影响治理深度和治理效果。然而，乡村的外部环境、村民整体参与水平、组织支持力度和驻村青年自身都存在一定的短板，限制驻村青年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水平。

村民参与乡村文化治理的意愿不够强。一是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乡村中多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群体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乡村前往城市，高素质人才的流失使得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的现象短期内难以改变。乡民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知识基础薄弱，制约了他们接受先进文化的能力，不利于驻村青年开展乡村文化治理工作。二是思想相对保守。在乡村社会，多数乡民思想趋于保守，部分乡村中封建迷信思想仍然大行其道。乡民对于身为“外来者”的驻村青年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存在一定质疑甚至排斥抵触心理。

乡村文化治理方式不够科学。一是文化治理中存在供需失衡的问题。当前多数乡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乡村文化治理资源依然以国家财政拨付为主，而财政拨付资金落实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项目发包。但是这种外部输入为主的统一配置的文化资源未必与不同乡村需求相吻合，容易造成供需错位。久而久之，可能导致乡村文化治理的“虚假繁荣”：硬件设施齐全，却没有形成符合乡民个体需求的文化园地。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不够深入。由于对乡村地方传统文化的了解不够深入，导致对乡村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力度不够。不少乡村依然保留着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缺乏积极宣传和保护，使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传承断代的风险。

乡村文化治理重视程度不高。一是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放不够多，乡村文化治理资金短缺，部分工作难以开展。二是管理机制不够完善，部分乡村对驻村青年不够重视。乡村文化建设中，部分地方存在县乡两级机构、编职、人员未落实，有的有编无人，有的有人不专，兼职众多等问题，驻村青年开展文化治理工作难度较大。三是考核内容不够合理，文化建设水平对考核结果影响不大。并且，文化建设考核标准难以量化衡量，考核内容往往较为空泛。加之政策落实机制不够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都会限制文化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难以调动驻村青年的工作热情。

驻村青年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文化治理

明确人员和机构职能。选任专业人才优先分配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较为落后的乡村，将文化治理工作向“广、深、实”三个方面延伸，做到文化传播范围广、传播层次深、传播内容实。乡村干部在执行公务期间获得晋升或被调离时，往往容易出现工作断层，岗位欠缺等情况不时发生，而各项工作的开展并不能停滞，因此必须将文化治理责任赋予相应的管理机构，加强文化治理工作的衔接性、延续性。

建立健全文化治理的考核指标，让工作内容落实落地，转换成果可见，是避免文化治理工作沦为形式主义的重要环节。一是建立导向清晰的考核指标。考量设计各项工作在各个维度中发挥的作用，以评分制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二是将文化治理考核指标纳入年终考核体系之中。强化文化治理工作与其他经济发展任务之间的协调联动关系，做到齐头并进，科学合理设计工作任务。三是完善考核方式。文化治理考核既需要客观数字评价也需要主观人为感知，因此在考核阶段应将人为感知纳入评比内容之中，力争取得科学有效的考核结果。

加强公共基础文化服务建设。乡村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发展建设的重视不足，会导致驻村青年难以有效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工作。因此，首先要充分发挥已有文化场所和文化活动的作用。例如，运用文化广场、体育馆等场地开展健身活动、文化会展活动和文艺驻村活动等，这类文化活动对乡民的吸引力、感染力相对较强。其次，统筹乡村文化资源推进文化治理。充分挖掘利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民俗活动等，举办对乡民有感召力的传统活动，吸引他们参与文化治理。最后，对乡村已存在的活动场所进行文化赋能。例如，充分利用戏院、老年人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在新时代背景下赋予其更多文化功能。

积极拓展社会福利资金支持渠道。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有力支撑文化治理能力，驻村青年要争取增进乡村与城市、全社会的沟通联系，吸引社会各方机构的关注。一是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合理分配乡村建设发展基金，采购必要的文化设备和文化产品；二是充分运用当地文化特色，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通过挖掘当地特色风俗文化打造特有品牌等方式，吸引更多资金投入乡村文化建设；三是建立援助机制，主动联系地方企业和乡镇成功企业家等社会各方力量，唤起他们对家乡的乡土情结，为乡村文化建设捐款投资。

拓展多元文化传播渠道。驻村青年的知识水平、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社交能力相对较好，因此在文化相对贫乏的乡村开展文化传播工作具备一定优势。驻村青年可以通过微博、微信、抖音等文化传播渠道，整合线上线下信息，将地方新闻等乡民喜闻乐见的内容与高政治站位、高思想教育水平的宣传内容结合起来，融入宣传教育中，提升乡民对地方文化传播账号的认同度。

倡导多元参与，提升文化治理水平。一是全方位提升驻村青年的工作业务能力。首先，驻村青年应親身感受乡村传统文化，了解乡村历史发展脉络，对于贴合新时代发展理念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挖和宣导，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寻找文化融合的最佳方式；其次，做好乡村工作案例的整理和收集，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乡镇干部讲述自身感悟，将乡村一线工作经验分享给驻村青年；最后，建立一对一导师制度，引导驻村青年将工作中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向有经验的乡镇干部请教，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二是引导村民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再教育水平。让乡民对乡村文化有深入了解，充分认识自身在乡村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让村民们感受到自己的责任，感知自己作为文化治理主体的作用，增强文化自信，积极参与、传承、发扬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促进乡村文明建设，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水平。

（作者为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注：本文系福建省科技厅创新战略研究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科技农业价值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R0031）成果】

【参考文献】

①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②折晓叶、陈婴婴：《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责编/赵橙涔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