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不幸与庆幸

陈剑晖

由张培忠、肖玉华主编的十卷本《张竞生集》，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较之此前江中孝编选的二卷本《张竞生文集》（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张竞生博士论文《卢梭教育理论之古代源头》（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以及张培忠整理、三联书店刋行的《浮生漫谈：张竞生随笔选》（2008年）、《美的人生观》（2009年），这套《张竞生集》基本上集齐了张竞生的主要著作，甚至张竞生发表于《群声报》《上海夜报》以及潮汕地方报刊的文章，也尽量收罗进来。此外，文集第十卷还收入了张竞生的同事、朋友、学生、论辩对手等关于他的评介、回忆及论争，这为我们全面认识了解张竞生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由此亦可见编者的用心和苦心。

壹

与同列为“海上三大文妖”的刘海粟、黎锦辉相比，张竞生是不幸的。他的不幸，既有他性格上的原因，有同事的误解、排斥，以及时运不济、不善于经营与谋划自己，更为致命的是，他的思想观念太超前，不仅超前于时代，也超前于一般民众的理解力和接受能力。如此，张竞生这位留学法兰西的哲学博士，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中国性学、计划生育和发起“爱情大讨论”第一人，以及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先驱，中国第一位翻译卢梭《忏悔录》的译者，在众人眼中自然就是一个“性学博士”、一个“异类”，甚至是一个“神经病”，“大淫虫”“民国文妖”等。更让人扼腕的是，加诸张竞生身上的这些恶谥不仅导致他丢掉北大教职，而且长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使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