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问我为什么要写《火流星》?这个问题像是在我的脑门上拍了一巴掌,推开了我眼前的一扇窗户。
《火流星》写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故事。我并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但我的父辈是那个年代的见证人。他的经历,我知道一点。他周围那些老人的故事我也常有耳闻。我聆听过他们的教诲,也遭受过他们的呵斥。
一位年过九旬的伯伯曾经当着我的面发牢骚。他看不惯现在人的生活态度。我对他说:“公允而论,你们的运气比当代人好多了。现在的孩子从小就用功读书,晚上十点钟都不能睡觉。小学没有毕业,个个都戴上了眼镜。进了高中,更得拼命。考得好,有机会去大学继续深造。毕业后还得满世界投简历、找工作。别看他们应试的时候穿西装打领带看起来很体面,其实心里别提多憋屈了!对于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孩子,经受的磨难就更不用说了。哪像你们年轻时那么幸运?八路军站在村头,大手一挥,你们就卷起铺盖,跟着南下。进城之后,身份立刻就变成了新中国的主人。旧社会那些官僚都得听你们的吆喝。”
老伯伯说我胡说八道:“现在人怎么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呢?一路南下,是在枪林弹雨中前仆后继的。子弹不长眼,碰着谁,谁就倒霉。离家出走的时候,村里有许多光荣户。他们家死的孩子就比我们早出去几天。我和你爸爸都是眼睁睁地看着缺胳膊少腿、拄着拐杖回家的伤兵参加革命的。和我们一起出发的人至少有一半中途溜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