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生活导向下的西方城市公共空间发展研究*

刘翠翠，李宇宏

引言

时代变迁，健康概念内涵一直在演变，相关政策研究也在不断扩展。2008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生态-社会-健康环境模型”，研究认为人的健康幸福受个人先天条件与居住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生态环境等人居环境“圈层”共同影响[1]。根据WHO《组织法》基本原则[2]：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享受最高而能获致之健康标准，为人人基本权利之一。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健康中国”2030 规划纲要》[3]，将“共建共享、全民健康”定义为新时代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主题。推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健康公平，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建设健康绿色环境，是最终实现全民“共享健康”的重要策略。健康生活指有益于公众生活健康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受健康规划、政策引导、环境改善等多要素影响[4]。美国推行“积极生活研究(Active Living Research)”及“设计下的积极生活(Active Living by Design)”计划[5]，从促进积极生活的交通、建筑、健身娱乐及健康饮食可达性四个方面，实现健康设计更好引领公众健康生活。在影响健康生活诸多因素中，环境、社会及行为因素占65%以上，环境是影响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健康环境有益于培养健康生活习惯，引导公众形成积极生活方式。相关研究表明，支持公众增加日常肢体活动的物质环境改善，有助于将身体锻炼融入其日常生活中；青少年在每日上下学通勤时间内积极主动参与体育活动，有益于获得积极学习热情与健康生活方式[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