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董制度引发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思考

刘纪鹏 冀泽玉

2021年11月12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康美药业因年报虚假陈述侵权赔偿证券投资者损失24.59亿元，康美药业5名独立董事也被判承担5%—10%的连带赔偿责任，涉及连带赔偿规模共计约3.68亿元。证券监管部门处罚造假行为可谓正本清源，赢得广大投资者叫好，但是领较少薪水承担较大责任，独董判罚案甚至引发“独董离职潮”。独董承担巨额惩罚不能简单认为是个人品质、决策能力问题，而是我国“独董不独”的制度牺牲品，康美案件以及后续的独董事件，不应该成为短暂热点，而应该引起大家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制度性思考。

20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大量公司通过上市等手段实现了融资和发展壮大，这一过程中大股东的股权被不断稀释，像比尔·盖茨等企业创始人的股权往往低于10%，所以西方上市公司中很少有一股独大的现象，公司基本上都是股权高度分散，即便有大股东也都是保险、基金等机构投资人，他们作为财务投资人往往把决策权进行委托。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治理结构上主要是聘请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保姆”面对的是无数分散多元流动的股东，没有一个一股独大的大股东盯住保姆，为了防止保姆当家、侵犯主人家的财产，西方用来履行主人责任约束职业经理人的独立董事制度就应运而生，本质上还是为了进一步完善董事会治理结构。基于这个特点，西方的独立董事首先就爱聘请具备专业技能的名人，无论他们来自经济界还是法律界，因为名人更爱惜羽毛，注重声誉，这是西方独董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对应的公司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