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将降清现象看辽人在明清战争中的境遇与选择

郭潇涵

摘  要：在明清于辽东的战争中，降清的明朝将领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群体。他们本是明朝赖以守护边疆，打击女真的重要力量，但最终却为女真所用，被用来叩开明朝边境的大门。对于这一群体的研究，有助于探究明败清兴现象的深刻原因。通过横向比较同一时期内辽东人民的境遇与武将的选择，可以发现，明末武将的降清不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作为“辽人”群体的一分子，他们的选择实际上反映了辽东地区人民在不同阶段，面对明清两个政权的不同政策时的选择。

关键词：明末清初;辽东降将;后金;辽人;明清战争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1）41-0058-03

一、降清武将群体分析

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告天”誓师起，到1644年，由多尔衮与吴三桂联合入关定取中原，再到1662年剿灭南明，基本统一全国，清政权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从边境民族政权到中原统一政权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女真八旗的骁勇善战和蒙古盟友力量强大毋庸置疑，但听从满人指挥的明代降臣与辽东军民的力量同样无法忽视，其中明末降将在满清入关前的崛起过程中有着极为特殊且重要的作用。

降清武将的一大特点就是：均为辽东守土武将，且绝大多数为辽东本土人。辽东守将宗族式聚集的特点在降清武将的构成中也得到了体现，许多将领曾同属一个势力，彼此关系紧密，成为降清武将群体的又一重要特点。参考《清史列传》《清史稿》等资料对降清武将归顺前的职位和所属势力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属祖大寿关宁系统的大凌河降将（1831年）和松锦降将（1841年）占降清武将的半数左右，属毛文龙系统的东江降将占比虽然不如关宁军大，但在降清后出现了“三王”（孔友德、耿仲明、尚可喜）“一公”（沈志祥），其质量与在满清的地位是其他势力不能比拟的。这也就体现出在明清战争后期，明廷在辽东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正是毛文龙的东江登莱新军和祖大寿的关宁辽军。李洵先生在研究辽东军事力量时曾说，“从明中叶以后，在辽东地区先后有三大股辽军势力，一是李成梁系统的辽军，二是祖大寿系统的关宁辽军，三是毛文龙系统的岛兵。”[1]这三只军队都是“辽东将门”的典型代表。

梳理降清武将的构成并分析他们降清的前因后果可以发现，彼此之间有联系且关系紧密的将领在降清时间上也是紧密集中的，而且都有关键事件作为标志或推波助澜。在不同的阶段，降清的将领也有着相似的特点。如果将每一阶段明将降清现象的特点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会发现每个时期明朝武将的行为都与当时辽东人民的境遇与选择有关。

二、努尔哈赤征战前期的降将特征

这个时期划分大致从努尔哈赤起兵伐明（1618年）起，至其攻占广宁，扫荡辽西各城（1623年）止。这一时期明与后金之间的主要战事为萨尔浒之战、攻陷开原、铁岭、沈阳和广宁之战。这一时期的降将并不算多，知名的不过是李永芳、祝世昌、石廷柱、孙得功、鲍承先等人，他们的特点便是满清对其招降极其容易。

李永芳原为明军游击，负责守备抚顺，之前就与努尔哈赤多有接触，在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围攻抚顺时向李永芳致书劝降，李永芳立即上城请降。努尔哈赤攻下抚顺后，任命其为三等副将，并将孙女许配给他。此后，李永芳在帮助后金谋取辽西诸城方面功勋卓著。

孙得功也是明军游击，原隶属王化贞的中军麾下，是王化贞的心腹。努尔哈赤围攻西平堡时，孙得功就秘密投降后金，随后在后金占领广宁的过程中居功至伟，在其帮助下，夺取广宁城的容易程度超出了努尔哈赤的想象。可以说，取得广宁城的并非努尔哈赤的女真骑兵，而是孙得功。

这两个人的典型性不仅在于他们在后金这一阶段及之后的战斗中颇有功勋，更在于这一时期的明军降将多由此二人牵线或策反。为什么这一时期这些将领被招降得如此容易呢？有人说明廷对武将待遇不公和后金以大利诱之，也有人说在明与后金胜负形势未明之际，认为自己投靠后金便奇货可居，有更好前途。在这一时期，投靠后金且发挥重大作用还有一些较为著名的人物，如佟养性、佟养真、刘兴祚、宁完我、范文程等，他们并非明代将领，但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大明辽东的边民，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辽东地区的大族——佟氏。而佟氏一族的选择并非独立的，据广宁之战辽东监军道高出的叙述，与李永芳沟通接应的辽人巨族有上百家，由此来看，轻易拿下广宁不仅仅是孙得功的功劳，而在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的是“辽人”在这一时期的明清战争中的选择。

三、宁远之战前辽东人民的境遇与选择

无论在哪一时期、哪一地区，民众群体性的选择都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长时间地铺垫与演化，辽东地区部分民众选择亲近满清也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辽东的管理在大明的地方制度中尤为特殊，因为存在较强的边镇属性和一定的羁縻性质，明在辽东不设知州等，只以都司、指挥使等领卫所。在明初的设计中，辽东地区的土地性质也有所不同，熊廷弼曾说“辽东与腹里地方不同，非官而軍，非军而官，屯田之外，别无地土”[2]，也就是说，明朝辽东的土地几乎都为国有性质，少有民有私田，屯田制就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根本。

然而在几乎全覆盖的屯田制之下，此地人民的生活负担反而更为沉重。一方面是地理上的原因。辽地作为边镇，周围强敌环伺，频繁侵扰，靠近边墙的地区无人居住，也无人耕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屯田土地都被抛荒或是占领。另一方面则是制度上的原因。本身屯田相较民田税收就高，军屯又需缴纳屯草、屯铁等战略物资准备的份额，负担沉重。且屯田采用的是依官方记载丁数及田数缴纳赋税，这就意味着军屯户哪怕失去土地、没有收成也要缴纳税赋。由于土地大部为屯田，官吏对于当地农民收成与税收的控制力度是空前的，吏治问题对民生影响远甚于内地，官员贪污所致的民生影响也更为恶劣。辽东大部土地本算肥沃，但《明实录》中却记载，辽东屯军“所负屯田子粒，上纳艰难”[3]，在屯田所得的收成中，官粮的征收应是优先的，官粮上缴如此艰难，人民生活所用的口粮和种子粮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在如此的情况之下，辽东人民不会坐以待毙，军户或是消极怠工，或是直接逃亡，士兵也时有哗变、逃生和投敌之举。尤其在长达十年的矿监高淮“乱辽”之后，辽东地区已被祸乱得了无生机，辽人皆曰“生于辽不如走于胡”[4]，这一感叹并非口头排怨，而是许多辽人的真实选择。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多有虚词，但明人自己总结的辽人“四恨”却是真实存在的：“军兴以来，援卒之欺凌诟谇，残辽无宁宇，辽人为一恨。军夫之破产卖儿，贻累车牛，辽人为再恨。至逐娼妓而并及张、刘、田三大族，拔二百年难动之室家，辽人为益恨。至收降夷而杂处民庐，令其淫污妻女，侵夺饮食，辽人为愈恨。有此四恨，而冀其为我守乎？”[5]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李成梁下令废除六堡，内迁边民时，“少壮强勇之人，亡入建州者什四五”[6]现象的发生也就不奇怪了。

努尔哈赤攻明后，许多辽东人视女真为救星，主动投靠，为其通风报信，甚至谋划举事。没有主动投奔的辽人也不打算抵抗后金，辽东巡抚陈王廷就在奏疏中提到：“李如栢遣下内丁一千一百余名，右翼营赵率教部兵三千一百余名，皆籍于广宁者，俱辽兵也，无几而皆报逃矣。”[5]平民也对后金并无感觉，在他们眼中，贼（指女真）患可能未必严重于官祸，抱定了“我搬在何（别）处，无过活亦死，在此亦死，贼来且随之而去”[7]的想法。在这样的民心所向之下，本土生长的武将和一些边民、大族或主动或不做抵抗地投降后金已是大势所趋。

四、努尔哈赤后期的辽人政策及影响

努尔哈赤后期则是指从努尔哈赤占领广宁之后直到他去世这段时间，这一时期内努尔哈赤的对明战争大多以失败告终，他一败于袁可立、毛文龙，退出南三卫;二败于袁崇焕，在宁远城下附上远遁。综合分析这一时期，为人所知的明将归降的例子几乎没有，甚至努尔哈赤的女婿、心腹爱将刘兴祚也被策反，叛归明朝。但笔者认为，并非是因为战争的失败导致无人归降，相反，在本质原因上，恰是无人归降所反映出的内容使得努尔哈赤在对辽西地区的战争中屡获失败。

在宁远之战中，为了击退攻城的后金军，守城的将士使用了“万人敌”，即一种以棉被包裹稻草、火药的燃烧性武器，棉被多为城中百姓所捐，而宁远之战发生在正月，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在此时捐出被褥，可见城中民众对明军之支持。但在此前，辽东经略熊廷弼直言辽人不可用，辽东地区的人民与士兵的行为也的确是后金轻取诸城的原因之一。辽人态度变化如此之大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问题的答案之一就是努尔哈赤在这一时期的统治政策发生了改变。在占领辽东之后，努尔哈赤实施了“计丁授亩”政策，实质上没有改变之前被地主、官绅兼并私吞的土地，而无主荒地又归大汗所有，佃农、雇工又都重新被束缚在土地上。且后金在辽东站稳脚跟后，在税收方面沿袭明制，一再催征粮草、牲畜，大量底层民众的生存境遇并未有所好转。努尔哈赤还进行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使得大批民众流离失所。在几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后金统治下的辽东地区物价飞涨，人民起义不断。而面对这种情况，努尔哈赤不但没有认识到自身统治的问題，调整政策，反而认定汉人难治以武力压制，甚至采取屠杀的方式应对反抗。同时，努尔哈赤对于明朝的投降官员，和遗留下来的生员官绅也采取仇视态度，认为他们唆使民众反叛，对这些人也大肆屠戮。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刘兴祚才会响应登莱巡抚袁可立的策反，反叛后金归明。

这一时期后金控制下地区汉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如此恶劣，加之辽人的同心抵抗，后金军在这一时期几无胜绩，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在这一阶段几乎没有投降到后金的明将，甚至一些之前投降的将领在这一时期后金的记载中都少有提及。

五、皇太极统治时期的降将现象与原因

皇太极统治时期，是明末武将降清的集中时期。能得到如此多武将的归顺，与皇太极即位后实行的明智而宽和的统治政策不无关系。他重新重用了一批汉官，积极缓和民族矛盾，并积极招揽辽东文臣武将。他还对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都进行了改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辽东地区人民的生存环境。

在这一时期，明将投降满清与满清在辽东战场上的胜利是互为原因、相辅相成的。综合分析关宁军和东江新军将领投靠后金的现象发现，皇太极积极调整政策，缓和满汉关系，主动招徕明军将领并给予优待是一方面原因，但明朝政府内部“诸臣悠意营私，牢持门户，屠火有形，叩阁无路。”[8]的实际情况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在明军将领改换门庭的过程中，皇太极的政策是引力，明廷内部的斗争则是推力，这股推力不容小觑。

六、结语

这些投降清朝的“贰臣”叛将，最初大多本是忠于明朝的边镇武官，他们在明清战争中因各种原因投降敌人，将屠刀挥向了自己的同胞，攻破自己曾经守卫的防线。从大义和道德的角度来讲，这些人的确有不足和亏欠，但历史研究不能只站在道德的层面研究问题。实际上，辽东地区武将及其所属士兵本身就是辽东人民的一部分，他们的选择与整个辽人群体的选择是相近甚至相同的。然而他们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军队作为战争胜负与地区占领、守卫的直接力量，得到了统治者更多的关注。相较于普通民众，军队的投向更多地被记载，而将领作为军队的代表，关于他们的记载更为详细。通过对这些武将所处时代社会环境与政治形势的分析可以发现，明末武将降清现象不单单是其个人避死逐利的行为，更是辽东地区人民选择的反映。而使人民做出选择的正是两个政权的不同政策与表现，这也是明清战争中，明必败、清必胜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李珣. 下学集[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 金毓黼. 辽海丛书[M]. 沈阳：辽沈书社，1990.

[3] 明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 陈继儒. 建州考[M]. 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1928.

[5] 京都大学文学部. 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M]. 东京：京都大学文学部，1946.

[6] 刘若愚. 酌中志[M]. 北京：北京估计出版社，1994.

[7] 李鸿彬，孙方明. 清入关前史料选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8] 尚尔元. 尚可喜降金小议[J]. 清史研究通讯，1987（04）：25-28.

（荐稿人：王恩俊，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