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认知、执行力度与资源化利用满意度——基于河北省380家生猪养殖主体调研数据（上）

张明达，董 璠，路怡宁，刘振涛

（河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1 引言

随着畜禽养殖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因养殖产生的粪污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畜禽粪污的不合理处置使得其中的氮、磷等元素排量远远超出环境消纳和承载能力，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威胁。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已成为畜禽养殖行业绿色发展关键之一。2016年，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对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做出重要指示，以生猪养殖为代表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动迅速开展。为提高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动实施效果，国务院和农业农村部等政府部门陆续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意见》《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等一系列支持政策。截止到2020年，全国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已达75.9%。2021年9月，农业农村部等六部门印发《“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到2025年畜禽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要达到80%。养殖主体作为资源化利用活动主要参与者和成果受益者，最能直接感受到资源化利用政策效果并做出评价。资源化利用政策认知以及政策执行力度是否会影响养殖主体做出不同层级评价？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探究。

围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研究主要从资源化利用参与意愿、行为以及模式选择等方面进行论述[1-2]，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资源化利用活动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证了个人禀赋、养殖特征等对行为或意愿的影响程度[3-4]，进而从认知行为层面丰富了资源化利用研究内容。政策实施效果是评估政策有效性的主要指标，也是政府部门制定后续计划的重要依据。当前有关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满意度层面[5-6]。学者们通常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传统物资福利和主观发展视角；二是包括政策参与者在内的主观福利评价视角[7-8]。后者主要根据政策参与主体事件认知和经验对事件本身做出判断，其中政策满意度作为心理感知和政策评判重要方式，能够直接、全面地反映参与主体福利感知效果[9]。许多学者基于政策满意度这一目标，从政策认知和政策执行两个层面分析农业生产问题。在政策认知层面，付文凤等[10]通过研究发现，随着农户农业补偿政策认知水平不断提高，其农业补偿政策满意度会不断提高；熊翅新等[11]在分析农户清洁能源认知对满意度的影响中，也得出相似结论；周升强等[12]在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满意度进行分析时发现，草原生态奖补政策认知亦会正向影响牧户政策满意度。在政策执行层面，吴比等[13]发现扩大农户参与政策协商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公共政策负面感知情绪；张广来、廖文梅[14]、王志章等[15]均发现提升政策执行水平能够显著提升异地搬迁居民对搬迁政策满意度。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及农业公共政策满意度层面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将二者放在同一框架下，立足养殖主体自身来对资源化利用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的文献仍有待丰富。随着我国低碳“双减”政策不断推进，深入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行动，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已成为必然选择。生猪产业是河北省畜禽养殖重要组成部分。生猪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主要环节。为提高生猪养殖主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满意度，推进整个畜禽养殖行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文章立足养殖主体自身这一视角，从政策认知和政策执行层面出发，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河北省生猪养殖主体自身对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认知及政策执行力度如何影响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旨在为提升资源化利用水平提供参考。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费耐尔最早提出政策满意度这一概念，后来满意度逐渐被应用于政策评估等诸多方面。政策认知是指政策参与主体对该政策的了解或熟悉程度。后续有学者认为，主体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也应作为政策认知重要组成部分[16]。一般来说，政策参与主体政策了解程度和参与程度越高，其政策满意度越高。因此，对于本次调研而言，作为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参与主体之一—生猪养殖主体，对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认知水平越高，对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就越高。学者们在分析农业支持保护政策认知、牧区禁牧补助政策认知以及精准扶贫政策认知等及其参与主体政策满意度中，均得出政策认知可以提升参与主体满意度这一结论[15、17-18]。据此，文章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1：生猪养殖主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了解程度增加会提升其政策满意度；

假说2：生猪养殖主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参与程度增加会提升其政策满意度。

政策执行力度同参与主体对于政策满意度关联更加密切。在农业生产领域，政策执行不仅意味着政策开始真正融入农业生产环节当中，更意味着政策已经同农业生产活动的经济效益产生了密切联系。一般来说，政府政策执行力度越大，参与主体愈能切实感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政策满意度就越高[15、19]。但是也有学者发现，由于认知偏差情况存在，较低的政策执行力度反而会带来较高的政策满意度。通过分析发现，安置型或补贴型政策执行力度越大，参与主体对其满意度越高。但对于具有明显规制性或惩戒性的政策而言，其执行力度越大，参与主体政策满意度就越低。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

假说3：政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执行力度同政策满意度存在相关关系，但方向有待进一步确认。

3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3.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于2020年开展的农业农村大调查行动。此次调研依托河北省生猪产业创新团队各地生猪养殖实验站，覆盖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等11个市区。此次调研共投放400份问卷，剔除信息缺失和无效问卷后，剩余有效问卷380份，回收率为95%。

3.2 样本特征

从政策认知方面看，37.1%的养殖主体对于资源化利用政策比较陌生，但76.1%的主体均参与了资源化利用培训活动；从执行力度来看，35.3%的养殖主体感知政府执行力度处于一般水平；从政策满意度来看，超过50%养殖主体对政策评价一般（详情见表1）。

表1 样本主体政策认知、执行力度、个人特征及养殖特征

从个体特征来看，调研样本中男性占90.26%，34.7%的养殖主体负责人年龄在40～49岁间，56.1%的养殖主体负责人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或中专，学历水平偏低；从养殖特征来看，养殖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超过80%的养殖主体占55%，养殖数量在100～2 000头的中小规模主体占66%，从事养殖的年限在5～10年的主体占40.3%。总体上看，样本特征符合目前我省生猪养殖主体年龄较大、教育文化程度较低现实，且相关数据同河北省年鉴统计资料基本相符，样本具备一定代表性。

3.3 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因变量采用“李克特（Likert）量表”测度生猪养殖主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即“非常不满意-非常满意”，由序数1-5来表达，因此本文选择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认知和执行力度,对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其中，因变量为养殖主体政策满意度，自变量包括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认知、资源化利用政策执行力度以及养殖主体个体特征变量和生猪养殖特征变量。

有序Logistic包含一个潜变量模型，通常适用于被解释变量为有序离散变量回归。其中，假设y*是隐含的未观测到的因变量，生猪养殖主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满意度分为五类，包括非常不愿意、比较不愿意、一般愿意、比较愿意和非常愿意，依次赋值为1、2、3、4、5，以此表示生猪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越来越高。假设y*满足以下方程：

其中，χ为自变量，β为待估系数，ε为独立分布误差项。设 c 为不同满意度临界值（cut-point）。y*和y 关系可表示如下：

若 y*＜ c0 ，则 y = 1 ，即生猪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为“非常不满意”；

若 c0≤ y*＜ c1，则 y = 2 ，即生猪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为“比较不满意”；若 c1≤ y*＜ c2，则y = 3 ，即生猪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为“一般满意”；

若 c2≤ y*＜ c3，则 y = 4 ，即生猪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为“比较满意”；若 c3≤ y*＜ c4，则 y = 5，即生猪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为“非常满意”。

不同参与意愿的概率是误差项的累积分布函数，表达式为：

3.4 变量选择

本文在构建养殖主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模型时，选择了政策认知、执行力度、个体特征和养殖特征，共4类9个变量。各变量含义、赋值和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2。

表2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政策认知层面，本文借鉴已有学者研究成果[17]，选择从了解程度和参与程度两方面对养殖主体认知进行考量。了解程度上，选择对“是否了解资源化利用政策？”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参考依据。生猪养殖主体资源化利用政策了解程度越高，即认为其政策认知水平越高；在参与程度上，选择对“是否参加同资源化利用活动相关的培训、讲座和宣传活动？”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参考依据。生猪养殖主体积极参加资源化利用宣传培训活动，感知政策有用性意愿会更加强烈，并进一步指导其开展资源化利用行动；在执行力度层面，本文选择生猪养殖主体对“感知政府资源化利用政策执行力度”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为参考依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