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为何物,“学”向何方

2021-12-19 09:56秦燕春
艺术学研究 2021年6期
关键词:重建历史艺术

【摘 要】 作为艺术门类的中国香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与富赡的文化积淀,却在近代以降全面中断。重建中国香学、恢复中国香道、还原传统香生活、践行传统香药观,既是丰富中国文化内容的本真需要,也是丰富中国艺术类型的必然需要,更是运用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实践提高民族自信心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学内涵厚重,不仅涵盖了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审美问题、信仰问题,同时还涵盖了疗愈养生的医学问题。经由“物”与“学”两个层面,即香品研发与学术重建的双向努力,可以使得湮没已久的常识重新成为常识、束之高阁的常道重新成为常道,使得中国传统之为中国传统的一些基本思路、精神结构重新回归当下的现实现世生活。重建中国香学、恢复中国香道、还原传统香生活、践行传统医药观的本质,是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向度问题。

【关键词】 艺术;香学;历史;文化;重建

一、引言

尽管如何定义“艺术”在学理上并不容易充分厘清[1],但在当代中文语境下,形诸共识的艺术形式或艺术门类仍大体可以建立较为清晰的谱系。例如中国传统文化生活中曾经相当盛行的众多艺术形式或艺术门类,琴、棋、书、画、印、香、花等[2],有些至今长盛不衰,仍风姿绰约于当下的现实土壤。有些,比如上面提到的香学与花道,则不仅在一般公众认知中均以为,无论理论的表述还是实践的仪则,都属日本模式更为胜出,甚至多数国人往往于有关二者的基本知识都甚为生疏,乃至误以为中国向来无此流风习尚。无论行香还是插花,常被民间误认为是东瀛文化输入中土而后有,因此也就更加无暇或无力追究其作为艺术形式或艺术门类的历史渊源,以及其作为艺术形式或艺术门类能否成立、如何成立的问题。仅就行香言之,根据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的资料,我们足以断言,“香学”不仅曾经作为宋明文化四般风雅之一流行数代,汉唐魏晋,乃至上溯先秦,中土皆有行香的丰富实践。我们同样可以断言,即使中国历史上曾经论“香”以“学”,进入近代以来,“香学”也是被国人遗忘得较为彻底的艺术类型之一。“香”为何物,“学”向何方,如今已经成了亟待正本清源的孤冷话题。

源于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至今未尝消歇,在这一人类消磨共业的艰苦过程中,不仅中国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养身的作用重新受到重视,中国传统的熏香抗疫、香囊祛疫等香疗方法也为国家卫健委等相关部门所提倡。[3]鉴于同一关怀,笔者2020年下半年曾针对中国香业当下的发展现状做过一些社会调研。[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聚焦于中国“香学”是否存在、因何湮没、如何复兴这三个问题展开讨论,进而试论作为艺术门类的“中国香学”的成立与重建何以可能。

二、基于历史文献的“香学”存在

(一)中国香学是否存在?

缘于健康、生活、信仰等多重需要,放眼全球文化形构,不同族群的人类,几乎都有久远的用香传统。考察世界各大文明起源习俗可知,最初的香品使用,基本都首先集中在医药用途和祭祀用途,渐次拓展为生活用香、审美(艺术)用香。中国用香传统的历史发展,与此总体趋势大体类似。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早在上古时期,医药用香、宗教用香、礼仪用香、审美用香即广泛存在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国人已经用焚燃柴木与其他祭品的方法祭祀天地诸神。早在四五千年前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已出现了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的陶熏炉。就考古发现言之,红山文化(辽西牛河梁)出土的灰陶豆形镂孔熏炉盖、龙山文化(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的蒙古包形灰陶熏炉、良渚文化(上海青浦福泉山)出土的竹节纹灰陶熏炉,均为早期香具实物。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已出现了“祡(柴)”字,其意即与焚香致祭有关。春秋战国时的祭祀用香,主要体现为焚燃香蒿、燔烧柴木、供奉香酒谷物等方式。至于医药用香、生活用香方面,品类丰富的芳香植物自古便经常被施用于香身、辟秽、祛虫、除湿、行气等领域,并有熏烧、佩带、熏浴、饮服等不同的用法。以先秦儒家“养性(养生)”论为代表的“香气养性(养生)”的观念初步形成后[2],更为后世制香、用香学说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心性理论的基础。礼仪用香也为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所广泛采纳。《诗经》《尚书》《左传》《周礼》《山海经》等上古经史典籍中,多有制香、用香方法的记载。作为“香草美人”经典之作的《楚辞》中,各种香料的记载更触目皆是。缘于中土的风土环境因素,先秦时期发现和使用的香料植物,以草本为主。

两汉时期,陆地与海上双重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中国与世界的香品交流与传播。一时宫廷贵族多爱香成习,诸如《礼记》所言诸侯贽薰、大夫贽兰,《风俗通》所言尚书奏事需怀香握兰,《西京杂记》所言汉时曾于池苑种兰以降神,诸如此类,均是“香风”在现实生活中风靡的客观反映。熏香成为彼时上层社会象征身份的流行好尚、甚至日常必需。东汉时期伴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礼佛熏香的行为变得非常普及,宗教用香不再局限于特权阶级使用,而得以在民间蓬勃发展。更兼这一时期东南亚的香料、香方联袂佛教大量进入中土,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方便使用的香药数量更加充足,品类更加丰富,香品配伍和合因此具备了更规范性的物质基础,理法趋向完备,医药用途也进一步凸显,制香、合香的方法进一步完善,香品的使用方法也更加多样化。经学家郑玄(127—200)注《漢宫香方》,以及史学家范晔(398—445)著《和香序》等文化行为,均反映出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香学的发展水平之高与普及程度之广。

隋唐五代时期,社会整体的用香风气更盛。唐代高僧鉴真(688—763)前往日本传律,带往东瀛最重要的物品,就包括12种约600斤名贵香料。[3]彼时的官方文献与民间文献,诸如《唐太宗实录》《通志》《天宝遗事》《明皇杂录》《清异录》《酉阳杂俎》等,不但有记述皇室贵族用香逸事、香品香物传说故事的大量文字资料,更有相关香药疗法的丰富记载。孙思邈《千金方》与《千金翼方》,以及道教典籍《云笈七签》虽为宋人整理或编撰,其中医药用香与宗教用香的构方,却多反映了宋代之前的用香习俗。

至于有宋一代,中土香风更盛,用香不仅成为士大夫阶层共同喜好的“四般闲事”之首,所谓“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戾家”(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彼时皇室亦好此风尚,君王后妃皆擅合香。后世流传的香谱类书中,于此既有充分的记载,亦有相应的香方流传。[1]内廷为保障各级香料供应,专门成立了“香药局”。政府在南方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香药不仅是市舶司收入中最大宗的物品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税赋来源之一。[2]因为此际可获得的香品种类更加齐备丰赡,香料使用更加得心应手,宋人不仅用香来改善生活空间,更运用各种合香秘药来调理身心、驱除疾病,朝野文献中均不乏士民自用香药保健的记载。[3]寻常百姓生活中亦充满香事。彼时的绘画、话本、野史杂著中,是处可见各种“香生活”的普遍流行:市井有专门卖香的“香铺”和“香人”;店铺有专门制作“印香”的商家;酒楼里有随时向顾客供香的“香婆”;街头有添加香药的各式食品。北宋张择端(约1085—1145)的名作《清明上河图》中,就有此类现成场面的资料直接呈现。宫廷宴会、地方庆典、民间节气均要焚香。富贵人家车轿服玩常要熏香。香囊、香粉、香珠、香膏等香身美容之物,更为各阶层的女性共同喜爱并使用。和宋型文化的许多亚类型相似,香在此际脱离了门第限制,成为真实的民间日常。流风所及,包括之后伴宋或继宋而起的异族王朝,蒙、金、元等也多受汉地香风熏习,其宫廷贵族中擅长香道者大有人在。[4]包括日本香道最初的传承,无论香料来源还是合香理法、香具设计,“和风”化之前,也是唐、宋两代的影响最为显赫。[5]

本文认为,对于“香学”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成熟,宋人至少贡献了两大要素:其一,香谱类书的广泛出现并流行,为香学发展的“品 · 异 · 法 · 事 · 文”的基本架构奠定了基础与通则,流传已久的历史香方借此保存于世界。[6]其二,以元祐诗坛(1086—1094)为佳会、以香方香诗乃至“香禅”为介质、以苏轼和黄庭坚等人为代表的宋代“文人香”得以面目朗现于历史,“恬淡寂寞,非世所尚”的香学性格开始流行[7],众多个性风格极强的文人新制香方出现于世,并对后之时代尤其异域东洋的香风好尚造成了深刻影响[8],最终超越或游离了“居士禅”的局囿,独立成香。对于一种成熟的艺术门类,前者相当于学门与流派的历史完善,后者相当于艺术家(香人)与作品(香品)的具体凸显,而两宋民间社会普遍的好香成习,无疑就是香学艺术广泛的受众基础。

明清两代,虽因明初自明太祖即行“禁番令”,对香料进口有所影响,但业已根深蒂固的香学文化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仍然得到了全面保持并稳步进展。无论制香、用香、品香的方式,还是香料、香品、香具的形制,都有充分的拓展和长足的发展。继汉代博山炉之后,明代宣德炉的出现成为香具创制的又一高峰,宝色内涵珠光,外观淡淡穆穆,后世不可复制,洵为一代绝唱。《金瓶梅》《红楼梦》等市井小说以及文人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对于彼时社会各阶层的用香生活皆有丰富的呈现。这一时期行香所使用的传世文物,亦数量极为可观。更由于清代和藏地的特殊关系,藏香对于彼时宫廷用香,也有着不小的影响。[9]以明清时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为例,其中即展现了当时丰富、广泛的用香实践,特别是上层社会的用香习俗与用香礼仪。涉及的用香种类,至少有祭祀用香、陈设用香、佩带用香、日常熏香、计时用香、赏赐用香等。具体到其中一类,例如日常熏香,又有熏屋子、熏衣被、暖手脚等不同作用。

综上所述,明确可见历史上的中国香学,曾经具备了相当完善的理论传承(合香方)、器物传承(香具),以及大体可见的流派传承(宗教香方、医药香方、文人香方),故本文认为,中国香学不仅是一独立的艺术门类,而且是一相当成熟的艺术门类。

(二)中国香学是否中断?

进入近代以来,首先由于国家命运在全球格局中遭遇的挫折、西学东渐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创巨痛深,香学与其他中国传统的亚文化类型类似,一度被严重削弱,乃至中断。在一个传统生命观、身体观、健康观、医药观均受到全面质疑的大环境中,香学的医学属性必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一个唯近代西方文化价值体系马首是瞻(尽管不少皆为似是而非、甚至张冠李戴的误解或曲解)的大环境中,香学的艺术属性也很难得以表現与伸张。在一个高明博厚如傅斯年先生都要叹性理奥义为“索之茫茫,探之查查”[1]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环境中,香学的心性属性更无从受到理解重视,甚或反被视为狂惑不经。

其次,由近代西方工业化所导致的化学香精香等大量廉价香料席卷香品市场,使得以天然香料合香而胜出的中国传统香学腹背受敌,亦是其凋零委顿的深层原因之一。化学合成香精味道浓郁、刺激、重浊,对于已经远离了清淡、悠远、高华的天然香环境的人群与嗅觉,反而容易讨喜,受到欢迎与追捧。相对低廉的使用价格更是加重了这一选择倾向。

关于“中国香学”是否经历了中断这一问题,目前学术界与制香业多持肯定态度。但笔者在相关社会调研中发现,个别香业执业人员从饮食用香、洗护用香仍一直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使用的角度,认为中国香文化并未彻底中断。但本文认为,如果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医药、生活、审美等综合意义上的熏香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尤其聚焦于作为一种精致的艺术门类的“中国香学”的存在与发展,基本可以断定,从先秦至于明清,曾在中国本土非常发达的用香生活,确实在近代之后经历了相当彻底的中断,这一结论是大体可以成立的。香谱类书知音者稀,不仅后继无撰,甚至视为生格晦涩;香学流派湮没无闻,同样传承无力,或者以讹传讹;对于香料的辨识使用,尤其合香方的甄别辨伪,均显得名不副实,乃至险象环生。甚至包括饮食用香与洗护用香,近代以来也经历了从天然香料广泛盛行到化工香精充斥替代的巨大变化,对人体健康、生活质量、环境保护、生态发展的威胁都非常明显。此类问题若想切实有效地改善,端赖中国香学真容光华于人世间,香生活可以有更好的方式与选择。

三、基于综合推进的“香学”复兴

在国家逐步强大、经济日益发展、民生渐趋富裕、文化向往复兴的美好时代,重建中国香学、恢复中国香道、还原传统香生活、践行传统香药观势必成为民间日常的迫切需要。这是丰富中国文化内容的本真需要,也是丰富中国艺术类型的必然需要,更是运用文化艺术的影响力实践提高民族自信心的现实需要。

中国香学内涵厚重,不仅涵盖了文化问题、艺术问题、审美问题、信仰问题,同时还涵盖了疗愈养生的医学问题。尤其2020年初至今,因为新冠疫情肆虐不已,国家层面曾经几度重提对熏香祛疫、香囊避瘟的重视。重建中国香学、恢复中国香道、还原传统香生活,对于促进医学香药观的落地生根,是理论的前驱与践行的指南。经由学术重建的努力,可以使得湮没已久的常识重新成为常识、束之高阁的常道重新成为常道,使得中国传统之为中国传统的一些基本思路、精神结构重新回归当下的现实现世生活。只有在传统理念重新成为民族共识的情况下,真正的文化复兴才是可能的。

中国香熏传统不仅历来就是医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的起承转合之间,也有密切的内在相关性。重建中国香学、恢复中国香道、还原传统香生活、践行传统香药观的本质,是重建中国文化的精神向度问题。在中国本有的香学视域与香道实践中,香不仅为气之使,亦为德行之使;不仅绾结身—心关系,更从中发展出修身养性的具体可行的理则法度。例如佛门有坐香、儒门有课香、民间生活有礼仪用香,其中皆有相应的用香规定与具体的精神意涵。香能礼敬,亦能辟邪;香能养生,亦能养心;香有戒香、定香、智慧香,亦有解脱香、解脱知见香。香可分心香、物香,亦可分道香、器香,又可分无形香、有形香。放诸古典世界的生命观念,香构成了形上形下的交流与汇通。香是特殊之物,此类特殊之物不只是分析性的知识,更是显圣的管道,是道的另类展现。[1]

就更广泛的实践层面言之,重建中国香学、恢复中国香道、还原传统香生活、践行传统香药观,不仅是文化重建的问题,也是生活审美与艺术拓展的问题。香学复兴,即意味着对嗅觉文化的开发与熏育成为可能。就身心修养的意义言之,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原本互为其用,鼻根的清净灵明对于其他门类的艺术审美的融会提高,同样具有甚深的意义。乃至就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层面言之,经由香学传统尤其天然香使用传统的全面复苏,结合文化旅游、环境保护、资源再生等现实需要,可以开辟“香料之路”学游之旅,可以重建重走“香道”,可以建设美好“香村”……这些设想与预期,无疑都非常令人期待。

鉴于“香学”必然包含的“物”与“学”两个层面,没有香物之恢复,即无法言及香学之恢复,令人振奋与期待的中国香学未来,除了学术界的相应关注与切实投入,亦需要香行业的健康发展与通力合作。在相关调研活动中,笔者试图完成的目标包括:对中国香业生存现状的基本概观、制香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未来需要的文化支持与工艺支持、民间香学知识的社会培养等基础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工作。希望借此“沉入民间”的现实考察,能为中国香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厘清脉络,并与香品研发的现实需要接轨—究其实,作为一种性格特殊的实践性艺术门类,香学不能单纬度满足于纸上谈兵的理论研究,必须能够现实地合制、生产出相应香品,有效运用于医药保健、生活审美、艺术鉴赏乃至修养身心,实现香之为“物”的自由,才是中国“香学”的最高目的与终极愿望。

关于“香学”之为“学”层面的恢复与重建,则必然包括基本原典整理与整体深入的专项研究。晚近海内外学者,也略有借此题切入而起复兴之望的。初步的文献整理,如《香学汇典》(刘幼生编校,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三晋出版社2014年版)、《香乘》(周嘉胄著,日月洲注,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虽殊为难得,然因校对不精,尤其后者,书中错字别字较多,甚为可惜。中国书店2017年推出的《中国香文献集成》(李良松、孙亮主编),貌似体量宏大、涵盖中日,却因基本内容皆由旧籍(中国部分主要由四库本组成)扫描而成,未经任何系统整理,实际使用价值并不高。

至于香学专项研究,较为成熟的学术论著如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扬之水《香识》、刘良佑《灵台沉香:中国传统品香文化与嗅觉之美》《香学会典》、刘静敏《宋代〈香谱〉之研究》、温翠芳《中古中国外来香药研究》等尚稱丰赡,介入角度不同而视域别开生面。商海锋针对宋代“香禅”传统、万秀锋针对清代宫廷用香皆有相关研究论文发表。[2]此类研究最明确的缺憾,即仍然集中在香学外围展开历史性研究,对于制香、合香、成香的流程与技艺,多比较陌生。较有用香实践者如刘良佑、刘静敏,多集中在对于沉香单方香料的关注,而不熟悉传统香方的构成理则与制作流程,对于文献解读,常会带来明显的硬伤。例如商海锋在《北宋本洪刍〈香后谱〉辨正辑佚》一文中,由于不清楚香业中“香事”的具体意涵,在整理宋人代表性香谱的重新结构中,即出现了理解误差。至于滕军以及制香业践行者傅京亮、吴清等人,虽亦有较为通俗的香文化论著出版,却基本停留在比较表浅的知识梳理层面,专题深入难得一见。下面试举数例言之。

例如“衙香”,本是古香方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香名。《四库全书》子部“谱类录”共收入三部香谱:北宋的《洪氏香谱》(洪刍著)、宋元之际的《陈氏香谱》(陈敬、陈浩卿父子著)、明末的《香乘》(周嘉胄著),其中陈谱和周谱均收入了数量不菲的以“衙香”命名的香方。但历史上的“衙香”究竟确指为何,长期以来,无论学界还是香界的解释,均莫衷一是,且彼此因袭。关于“衙香”与“牙香”“角香”之间的类别关系,更是一直模糊不清,得不到确解,包括当代权威辞书《汉语大辞典》《词源》等,于此不仅语焉不详,乃至直接错解。这不仅使得当代相关涉香论述无法准确展示历史原有的真实情况,亦使得当下制香实业中“恢复古方”的发愿因不明“古方”的本来面目,而显得处境尴尬。该问题中,其实隐藏了唐宋之际文化变迁的微妙信息,需要对历史知识与制香知识皆有一定基础,才可能破解谜底。笔者近日已经基本充分厘清了这一“千年公案”,成果有待发表。

再如据说源出宋代黄庭坚的著名的“黄太史四香”,分别为意和香、意可香、深静香、小宗香。“意和香”中标举的“乃以青木香为末以意和四物”(四物指沉香、檀香、小龙团茗末、螺甲),无论构方还是合香法,其实皆有强烈的道教背景[1];而在“意可香”中,黄庭坚又有特别注明:“易名意可,使众业力无度量之意,鼻孔绕二十五有,求觅增上,必以此香为可。”[2]这又是明确的佛教禅宗的用語。被认为创立“香禅”传统的黄庭坚在正传禅宗法脉中明确有所位置(临济宗“黄龙派”统下的黄龙惠南→晦堂祖心→死心悟新、山谷道人)[3],他同时娴熟地使用带有浓郁道教背景的香料与合法,无疑对于我们在“物”文化层面上了解宋代文化具有极深的意义。[4]然自来香书于此皆陈陈相因,或视而不见,或一带而过,罕见细致深入的近理解读。

由于“香学”特有的“物学”属性,对合香理则、制香工艺等本身的陌生(这种陌生,基本是当前涉香研究的知识常态),非常容易为研究本身带来硬伤。例如研究甲香者不明了甲香于合香中的基本作用,导致通篇论文筋结不通,答非所问,甚至于此香界广为流传(同时也是陈陈相因)的基本作用,如史料广泛传闻的“定香剂”作用,也被富有实践基础的当代香人提出了中肯的修正意见。这些来自制香实业的专业之见,无疑相当值得重视。

近年来,国内各级博物馆也有针对香学专题的相关文物陆续展出,期间也时而加入相关的知识讲座,乃至小型的用香实践,如打篆成香。但较之“香”学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据有的显赫位置与广泛流布而言,无疑目前的学术关注显得较为清冷,深入尤显不足。尤其关注中心基本集中在史料辑佚或器物考证上,专业研究而能基本把握制香工艺的技术传承的人选,却几乎没有。

就当下制香行业的基本现状而言,综合笔者此前调研所搜集的数据,可以看出,晚近十余年,国内制香行业的市场需求空间明显增大,香品市场的规模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制香行业倾向于在产品研发上追求不断创新,香品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香化环境、净化空气、养生保健、缓解精神疲劳、愉悦心理感受等类型香成为香产品增长的比较大的突破口。何以有此,原因可大致归纳如下。

首先,得益于传统文化复兴热的大环境。近年以来,振复重建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我国举国上下各个阶层的核心关怀。传统香学趁势而起,成为文化复兴热潮中的子项目之一。香作坊、香工作室、香体验馆、香公众号、香学网络课程与香学工艺讲座等各种形式的香学普及活动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但一直迭有展开。其次,得益于民间香文化热的合力推动。正因中国香学既有的丰富悠久的传统湮没已久,民间生活趋向稳定乃至富裕之后,于此自发的具有强烈的复兴需要。尤其经由现代媒介的推动,例如近年来热播的古装电视剧《甄嬛传》《长安十二时辰》《芈月传》《清平乐》等,其中故事情节设计与剧情发展推动,常有香学因素掺入,拍摄布景与表演道具中,也常有香器香物出现。无论其所表现的香学知识是否准确、历史还原是否到位,却在民间生活的香情感培养与香接受心理的化育层面起到了相当的普及香兴趣的推动作用。关注学习传统香文化成为一种潜力很大的民生需要。百姓好奇于内而乐事其中。再次,制香行业的较快发展,最新的驱动力即为抗击新冠疫情与香药祛避瘟疫的紧急需要。2020年疫情初起阶段,不少香行业通过查询中医药典籍、香文化典籍,整理记录古代熏香防疫的香方,积极搜求古方,研制新香。或者借助高校相关科研力量,对香品的相应功效进行科学论证。同时,经由国家燃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与国家卫生处理安全及适用性检测重点实验室的检查,确保香药制品的功效名副其实。最后,制香行业的较快发展,还要考虑到行业内部的自主创新精神所开拓的空间。民众消费结构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休闲类、养生类、艺术类的雅香文化市场兴起。这些因素均催生了香产品全新的市场需求,香业产品结构亟待调整,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系列高新技术的应用、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的运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均在逐渐代替香作坊传统生产的经营模式,成为推动香产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比如生态香的发展思路,即综合了“香业+文化+旅游+养生+互联网”等多重因素,尝试开展生态香田园综合体项目,既做好生态香质量链项目的跟进衔接,又推动落实生态香原产地的保护认定。再如研发手工檀香皂等多门类的天然养生产品,尝试把香料精油广泛应用在普适日用品中,扩大香产品市场。或者通过独特的当代工艺,以形式活泼的香薰系或香薰炉表达时尚的香美感,促进产品由单一的遮瑕卫生香向高端养生香、医药保健香、文化创意香的方向发展。

制香行业若想获得真正的复兴发展,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恢复与民众接受素质的全面提高。例如如何将阴阳五行理念与中医中药的脏腑互补理念应用于合香实践。天人合一的环保护生理念使得良好的农业生态与香材的健康种植彼此获得保障,并为农业经济作出一定贡献。如何将优秀的旅游资源与品香体验及民宿经营有机结合成为可能,“香村—香宿”建设能否成为香业经营理念中的一抹独特亮色,都是值得深入探讨与落定世间的价值空间。

但“香”之为物、为学的特殊品性究竟为何,即使在当代制香业内部,也存在着定位模糊乃至相当尴尬的现象。例如将制香工艺笼统归诸“日用杂品”这一分类标准,源出近代忙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不足以体现中国香传统的渊源流传与文化定位。香业内部也颇有以纳香行于“日杂”为不稳妥、不准确、不究竟的意见。

同时,鉴于历史的与现实的种种原因,香业内部对于“健康香”的认定尚存在相当的暧昧地带。香精香、香水香依然在默认的“健康”标准下被广泛生产与销售。这一方面固然基于部分民众对于浓郁刺激的香型口感追捧的市场需要;而另一方面香精香、香水香的泛滥也对更加健康、环保、安全、养生的天然香品的推广,造成了一定阻力。如何进一步细化行业标准,保护传统工艺,令中国香学传统的复兴有物的基础可以承载,意义不容小视。还有部分业内人士认为,现代工业集成化的追求与人工成本的昂贵使得机器制香越来越被广泛使用,手工制香不仅濒临失传,而且手工制香特有的松、空、透、渗,进而有助香品熏烧体验更好呈现的特性,也为机器制香所无法保全。手工制香的保护与传承亟待加强。

四、作为艺术门类的“中国香学”

某种程度而言,作为香料的“香”,的确始终没有完全离开过人类生活,尤其在饮食与医药方面。但作为一种独立、成熟的艺术类型的中国香学,却着实寂寞已久。深度的文化研究、物学的如实恢复,甚至市场的良性运转与政府的决策方针等集结之力,将共同决定中国香学的未来发展。

就香学历史的系统整理与香学工艺的恢复发展而言,目前针对香文化的深入研究、香传统的深入开掘、香药性的精准把握等诸多方面,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香学方面的文献整理与专业研究,资料可靠者鳳毛麟角,仍有大量细密的工作需要逐步完成。

就香学受众而言,经历了之前长达百余年的香文化传统的中断以后,中国民众对于香学的养生、环保、健康、审美的综合理念的认识,仍显不足。民间仍然倾向认为用香生活乃是基于单纯的宗教信仰理念,甚至是迷信无知之习俗,或者是一种玩物丧志的文人雅玩。尤其在天然香燃用传统中断百余年以后,受众对香的主体品鉴能力趋向薄弱,不能自觉辨析化工香与天然香的区别。久入鲍鱼之肆,反以刺鼻劣质之香味为美。这一受众基础如不能加以改良,对于清淡自然、养生环保、性格质朴的以天然香为核心的中国香学的恢复发展,会造成不小的阻力。

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倾向,则是基于香学知识不足的盲目跟风。恶意炒作或无知滥用沉香等常用香品,对高端定制香的畸形不良追求等,均导致了奢靡消费的负面效应,或者一味追捧并不名副其实的日本或东南亚等海外香品[1],也对中国香学的物学基础的健康发展构成误导。

和诸多艺术类型一样,中国香学的如实复兴不可能是只说不练、纯理论诉求的;也不可能是闭门制作、不对历史香学乃至域外香学有所整理与吸纳的。两者的脱轨目前大抵也是中国香学恢复进而发展的真正瓶颈:少数致力于香学历史重建与理论阐发的学者没有从事合香实践的机会与可能,多数制香执业者缺少进行学理整合与深度研究的精力或能力。而作为成熟的艺术形式的香学,香人的培育与传承是需要纳入考量的,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双向推陈出新。以和合天然香为基本方向,发展出香品香方强烈的时代性与艺术的风格性。目前实践类香得以展开的两大场所:以高档玩香乃至奢侈用香为主要消费形式的香会所、香工作室、香生活馆等,其香理念往往过于小众,甚至并不健康,无法为中国香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提供有力的推动;一般制香产业则多还处在以生产宗教用香、祭祀用香等传统香品为主的作坊式产业阶段,既不适应日益活跃、生机迅猛的市场需求,也无法独立完成在艺术高度层面上的中国香学复兴。

沉、檀香等单方香市场近年来的强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香学复兴的步伐,但中国传统香学最富魅力和最具潜力的地带,仍在草木合香。传统医学和现代科研都已证明,按照中医合理配伍之后的天然熏香产品,对防治瘟疫或空气消毒,功效均相当可取。上好的香材也是药材,可以增强免疫力,提升人体正气。香疗法可有效且无副作用缓解精神紧张,释放心理压力,促进机体健康,不仅可以营造愉悦氛围,甚至能增强创新能力和提升工作效率。随着人们对健康与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不仅古方合香的前景广阔,创新时方的研发试验也同样意义重大。强调科学合香,提升生活品位乃至审美品位的健康香、艺术香的研发,将是未来中国传统香学复兴中物学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经辉煌的历史资源是当下重建中国香学、恢复中国香道、还原传统香生活、践行传统香药观的基始与未来。如何以“进者不退转,精者不粗杂”的香学精神发心,在文化研究方面,加强关于香传统、香文化、香工艺的深度、专业的解读与创新,沉潜于相关古籍的整理与笺注,以期为提高香业整体的精神质地与文化底蕴做好基础工作;在香品研发方面,秉持安全用香的制香宗旨、良心组方的合香原则,坚持用纯料、和正香,为中国与世界环境负责,为人类与文明的品质负责。这些均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强大基因的体现与承载,也势必将成为作为成熟的艺术类型的中国香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与期待。如何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在“物”与“学”两个层面,使沉寂失传已久的香理念、香体验、香艺术在“花果飘零”之后再度“灵根自植”,依然任重道远,而有志者盍兴乎来!

[1] 参见张法:《什么是艺术:定义—历史—类型》,《艺术学研究》2021年第4期。

[2] 香道与花道,在近邻日本,其为“艺道”(艺术门类)的性质不会被质疑。而两者皆渊出中土,之后经历了各种程式的和风化。唐宋乃至明代的文献与实践,影响例证多有。故本文认为,对于古典中国,花与香,亦足成其为艺术门类。这也是当下需要振复的理据。

[3] 例如2020年2月1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中医药专家组研究制定了《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居家预防推荐方案》,在香熏疗法方案中,推荐用中药香包预防新冠肺炎。同期,海南卫健委、甘肃卫健委、陕西卫健委等皆出台了使用天然草木熏香抗疫的政策倡议。

[1] 笔者于2020年秋季陆续展开的调研活动,持续时间约为半年,涉及对象与话题深浅不同,既包括了针对目前国内相关香业管理部门与龙头企业的考察(藏香制作的传承较为特殊,暂未纳入本次调研。有关中国香业的基本地理分布与目前发展现状,大致而言,经由传统制香产业前期的手工作坊发展阶段,目前日益趋向集群作业发展),也包括了针对制香行业资深人士、香业负责人、技术总监、非遗传承人的访谈;对外来香业的生存状态(日本、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则基本通过阅读纸本与电子文献获得。原本制定的针对香农生存状态、香材集散地(福建、河北、广东)情况、药材集散地(安徽亳州)情况的考察,鉴于疫情波动的影响,本期未能充分展开,拟于将来逐步补充完善。

[2] 范蔚宗:《和香序》,周嘉胄著,日月洲注《香乘》,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544页。

[3]参见吴平、吴建伟编著:《鉴真年谱》,广陵书社2018年版。

[1] 例如收入《香乘》中的宣和御制香、宣和贵妃王氏金香等,参见周嘉胄著,日月洲注:《香乘》,第320、330页。

[2] 参见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

[3] 拙作曾经言及宋末各阶层对于用艾的热爱,参见秦燕春:《“滋阴”,还是“扶阳”:易代之际的医风嬗变》,《中国文化》2020年春季号。

[4] 例如蒙元的开国明相耶律楚材、刘秉忠,金元之际的著名诗人元好问,著述中均有丰富的用香记载,参见秦燕春:《唐规宋模:围绕耶律楚材香学知识的文化史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5] 参见滕军:《日本香道文化》,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6] 关于北宋后期持续的香方热,参见刘静敏《宋代〈香谱〉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年版。

[7] 周嘉胄著,日月洲注:《香乘》,第364页。

[8] 商海锋:《“香、禅、诗”的初会:从北宋黄庭坚到日本室町时代“山谷抄”》,台湾《汉学研究》2018年第4期。

[9] 万秀锋:《清宫的藏香》,《紫禁城》2012年第3期。

[1] 陈卓仙著,秦燕春笺注:《思复堂遗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1] 参见杨儒宾:《五行原论:先秦思想的太初存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2] 前者如商海锋:《“香、禅、诗”的初会:从北宋黄庭坚到日本室町时代“山谷抄”》,台湾《汉学研究》2018年第4期;商海锋:《北宋本洪刍〈香后谱〉辨正辑佚》,台湾《故宫学术季刊》2019年第1期。后者在《紫禁城》《红楼梦学刊》等杂志上有相关成果发表。

[1] 关于道教用香的理则法要,笔者的相关研究正在推进中,暂不赘述。

[2] 陈敬著,伍茂源编著:《香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74页。

[3] 参见秦燕春:《唐规宋模:围绕耶律楚材香学知识的文化史考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4]“意”字于“黄太史四香”中两出。“意可香”之“意”也因此被商海锋认为是“得无生意”之意。

[1] 众所周知,许多海外产品原本就是内地香业代工制作,转而贴牌销售,其中低端香这部分对工业香精的使用也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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