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义的纠缠与挣脱：当代新诗的跨媒介实验

>>> 陈 琳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对语言媒介纯粹性的要求是诗歌适应现代主义潮流的一种体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追求艺术的独立、自律性及自治是一个全球性的共同趋势。现代主义所提出的艺术纯粹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中国新诗对语言媒介的重新思考，以此延伸出对汉字、汉语或者中文性的深度论辩。然而，这种自律性在当代新诗的媒介混杂中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命题。

新诗的语言媒介承担着语义的重量，不可避免地与时代思潮发生碰撞，直接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话语建构形态。在当代语境下，中国新诗不得不面临跨媒介的巨大解构能力，以及更加丰富的、具有实验性的形式探索。

一

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性人物，北岛以他所创作的《太阳城札记》组诗中的“一字诗”《生活》，挑战了新诗语言形式的基本构造，仅仅用“网”这个独立的汉字及其引发的隐喻完成了一整首诗意传达。这首新诗引发了艾青与朦胧诗派的争论。艾青对朦胧诗的批评意见，可以归纳为他对新诗形式匮乏以及语义晦涩两方面的担忧。艾青在《从朦胧诗谈起》中谈及，“现在所流行的抽象派的绘画和雕塑，离开形体的美，甚至达到难以理解的程度”。他以抽象派的绘画、雕塑对形式的忽略来评判北岛对新诗语言媒介的实验，认为《生活》中孤立的汉字完全脱离了由词、句构成的语义网络，直接打击了新诗基本的建筑砌块，可以看做是对新诗分行空间形式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