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场域中的于湖词与南宋文坛中兴

商宇琦

幕府场域中的于湖词与南宋文坛中兴

商宇琦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张孝祥不仅是南宋初期的词坛大家，也是备受士人推服、任天下之重的帅臣。长期以来，他的阃帅身份多为论者所忽视。孝祥词学观念的迁变流转和于湖词主体风格的演进生成，与其数任帅阃、开府四地的仕宦历程亦若合符契。在高、孝二朝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孝祥主导的幕府文事活动、幕府驻地自然山水的感发，对于湖词风的逐步嬗变、词格不断提高和词境日渐拓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幕中人际交游与文学互动，藉由政缘、学缘、姻亲的关系和共同的艺文志趣、学术理念、中兴理想，孝祥以诗词唱酬的方式构建起了一个包括地方帅臣、道学名流、诗文大家等不同群体的人际网络，涵养出迥异于绍兴和议后的文学创作生态，成为孝宗朝文坛全面中兴的重要促因之一。

张孝祥；于湖词；幕府；孝宗中兴

张孝祥（1132-1170），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卜居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乾道五年（1169），张孝祥病逝后，由他人代撰的《遗表》中如此回顾其一生仕履：“伏念臣奋身孤外，逢世休明……才十更于岁律，凡六易于守符。近由江浙之间，远若湘湖之外。南薄桂海，北临荆州。阃寄非轻，辙环几遍。”[1]202孝祥自绍兴二十四年（1154）由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人步入仕途，数被拔擢，历任六州郡之长吏。《遗表》所言“阃寄非轻，辙环几遍”，即指其出任江东安抚使、广西经略安抚使、湖南安抚使及湖北安抚使的经历。孝祥任帅阃期间，展现出经天纬地的才具，泛接文界、广纳政缘，幕中的畅游山水、诗酒嘉会对其文学风貌之呈现、创作技巧嬗变乃至此后文坛中兴的正式形成皆有所裨益。目前学界关于孝祥的研究虽甚多，然尚未涉及阃帅身份、开府经历、幕府空间等视角，留下了足以驰骋的空白。因之，本文拟从孝祥辗转开府江淮、广西和荆湘的历程切入，结合南宋高宗、孝宗交替之际的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脉络，探讨幕府场域在于湖词演变、社交网络形成及孝宗文坛中兴等层面的作用。

一、幕中尽日雅歌闲：张孝祥的开阃历程与幕府文事活动

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南侵，打破了南宋士大夫的苟安幻想。一年后，孝宗即位，其锐意规恢的精神气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绍兴和议以来士风的懦弱空疏与萎靡不振。绍兴末年的风云激荡所带来的不仅是士林风貌的新变，更有士人事功意识的普遍觉醒。裹荡于其中的孝祥即表现出渴望遇合和慷慨驱驰的情怀：“横槊能赋诗，下马具檄草。忠义乃天赋，勋名要时早……凤凰翔千韧，驽马顾栈道。士为一饱谋，悬知不同道。”（《诸公分韵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得老庭字》①）江淮兵火之劫未艾，在功名意识和英雄情结的驱使下，孝祥往来江上，与刘锜、李显忠等将帅共商对金攻防策略，展露出卓越的军事素养和赤子襟抱。隆兴二年（1164），张浚受命开都督府于江淮，他以参赞军事身份入督府幕，兼行宫留守。孝祥首开幕府之地乃行都藩篱重镇建康，本为一展“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怀抱的有利时机，然仅隔七月，即遭侍御史尹穑以“出入张浚、汤思退之门，反复不靖”[2]4951之故论罢。乾道元年（1165），孝宗复孝祥为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据其辞免奏状中“况郴、贺之间，俶有兵事，靖治之略，必惟其人”（《辞免知静江府奏状》）的表述看，他改帅广西的原因，是为防备湖南贼氛方炽的李金兵锋南下。次年四月，又遭台臣论罢，第二次开府结局。乾道三年（1167），孝祥为湖南安抚使任帅潭州，“治长沙，既逾时，狱市清净，庭无留民”[3]946，荐举人才、发展农业，政绩颇著。秋，徙知荆南府兼湖北安抚使，修缮边备，上劄论置孳生马监事，措置防江事宜。乾道五年（1169），以亲老请祠奉养离任，同年去世，“卒之日，商贾为之罢市，两河之民，惶惶如失所恃”[4]64。孝祥自隆兴二年（1164）至乾道五年（1169）以来四次开府，始终心存庙谟，悲神州陆沉，以收复旧疆为念，至死不渝，“更徐审于上策，以无忘于中原。思祖宗如在之灵，永社稷无疆之福”（《遗表》）。因此，孝祥虽以文章翰墨独步一时，然“此犹先生之余事也。盖先生之雄略远志，其欲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5]1512。他的峥嵘肝胆、平生志愿与出处抱负，与孝宗即位初期念兹在兹的恢复情结正桴鼓相应。

孝祥出典藩翰期间，“文章政事，卓然绝人”[3]986，不仅以主持幕府的斐然政绩为人称道，亦致力于地方文化事业，延揽文人、爱才好士，于幕中切磋诗艺、往来酬赠，极一时诗酒风流之盛。孝祥雅好山水，公事之余与僚友幽寻胜赏、借景抒怀，在直面湖海乾坤、山川日月的过程中赋予景物以人文精神。其间又以开府静江时尤甚：“经略紫薇张公，蓬莱主也，分阃炎方，坐清雅俗，公余尝为山水游，岂快目于玉簪罗带之奇，殆将徜徉物表，遐策飞鸾高举，相从一笑间耳。”[6]189桂林山水奇绝，向为人文渊薮，孝祥对之有“须君净洗南来眼，此去山川胜北州”（《入桂林歇滑石驿，题碧玉泉》）、“提封连岭海，风土似江吴”（《兴安》）之誉。广西名山古刹众多，摩崖殆遍，七星山、秀清山、朝阳岩、伏波岩、刘仙岩、屏风岩、真山观、千山观等皆为幕府宾主的雅集场所。孝祥的记游书写常渗透着宦海浮沉之际心神的游冶和精神的安置，成为内在情感与心理人格的外向投射。如《题真山观》即刻画孝祥同郭道深、滕子昭、吴仲权、陈叔蹇等人登永宁寺，入西山而煮茗于超然亭的场景，“北风欲雪，诸峰献状，景物之盛，不知身在岭表也”，感受清妙山水带给自己的精神抚慰。张维曾是孝祥开府建康时的下属，后以荐举改官广西提刑，并代孝祥任广西经略安抚使，“两人相得欢甚，同游山水，多有题咏”[7]303。孝祥离任桂林北上之际，犹与僚属宴饮于手创之宜斋：“坐中宾客尽邹枚，盛世它年宜记。”（《西江月·同僚饮宜斋》）帅荆南，又于中秋夜广集幕僚，大开筵席，联袂唱和：“同是登瀛册府仙，今朝聊结社中莲。胡笳按拍酒如川。”（《浣溪沙·中秋十八客》）当然，作为帅臣，他开府期间的文事活动还有更为深层的内涵。譬如，为纪念张维于建康、桂林两地的政事，表彰其常忧黎元、恻怛爱民之心，作《棠阴阁记》，“昔召伯之教，明于南国，而人爱其甘棠，故余登仲钦之阁，名之曰棠阴，以识民异日之思”；建朝阳亭，离任前与张维置酒饯别，以“所领州饥民十万，死生之命，悬于仲钦之手”相告，勉励其“无负圣天子哀矜之意”（《朝阳亭留题》）。帅潭州，“以其闲暇，辟堂为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简”[3]946，堂名由朱熹所题，张栻为之记，堂内“两壁书《中庸》《大学》，中屏篆《颜渊问仁》一章，皆张自笔”[8]416，以明居敬而行简之志。孝祥开阃之余，亦不忘围绕诗文创作与友人切磋讨论。知潭州，门人谢尧仁与其论诗，指出“先生之诗文与东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而孝祥之词则“胸次笔力皆在焉”；帅湖北，王质过荆州相会，“公出其文数十篇，于是超然殆不可追蹑，非汉唐诸子所能管摄也”，并得出为文当“六经是师，三代是慕，而后可也”[9]588的结论。孝祥亦留心书学，帅建康时曾向刘岑学习书法：“刘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书舍人张孝祥，字安国，时为帅，还往甚密……安国曰：‘欲北面书法。’”[10]4366

此外，孝祥开府期间的人文情怀、提倡风雅使幕府驻地平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与文学气息，诸多江湖诗人与文士慕名前来干谒。帅建康，章甫以诗谒之：“却袖玉堂挥翰手，来成方面保厘功……坐上能容野人否？试听客里短长吟。”（《简张安国》）[11]394汪莘《访建康留守》说：“公昔荷稿侍紫皇，公今握符坐建康……北斗错落垂寒光，愿公提起归八荒。”[12]729李郛，“观书一览辄记，为文援引浩博不能就有司程度……遍游江淮，见知于张于湖”[13]748。皆可见追慕孝祥功业瑰玮之意。知潭州，以吏才剡荐攸县令赵像之，“招公入府，为十日饮。时侍讲张公栻与侍讲朱公熹相与讲习，皆与公游，文名诗声，焯乎朝野”[10]4594。任湖北安抚使时，杨梦锡以《客亭类稿》来谒，孝祥誉其诗“精深雄健，视昔时又过数驿”（《题杨梦锡客亭类稿》）；诗人刘之翰游于其门下，孝祥《小山书院》称“谁人得似刘郎子，赋到淮南大小山”。总之，孝祥开府期间，幕府文事活动兴盛，优渥文士、嘉会士林，对引领文坛风气、提振风雅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既是孝祥出于帅臣身份转移时代风气、奖掖文人乃至为朝廷储备人才的客观要求，也是其身为文学大家的个性特质在幕府环境催化下自然发展。

二、玉帐兵筹翰墨中：幕府场域与于湖词之演进

关于孝祥的创作历程与词风形成，门人汤衡《张紫薇雅词序》论述道：“其后元祐诸公，嬉弄乐府，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实自东坡发之也。于湖紫薇张公之词，多在三湖七泽间。何哉？衡谓兹地自屈、贾题品以来，唐人所作，不过《柳枝》《竹枝》词而已，岂天以物色分留我公，要与大江东去之词相为雄长？故建牙之地不于此而于彼也欤？”[14]949汤衡认为，于湖词与东坡词实“同一关键”，均呈现出鲜明的“寓以诗人句法”的创作路向，而“出守四郡，多在三湖七泽之间”，即指孝祥于隆兴二年（1164）留守建康府及此后开府三地的事历。无独有偶，韩元吉《张安国诗集序》亦说：“安国少举进士，出语已惊人，未尝习为诗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阴，浮湘江，上漓水，历衡山而望九嶷，泛洞庭，泊荆渚，其欢愉感慨，莫不什于诗。好事者称叹，以为殆不可及。盖周游几千里，岂吾所谓发其情致而动其精思，真楚人之遗意哉？”[15]203事实上，若将韩元吉此论移评于湖词亦大体得当。汤、韩二人均将“三湖七泽”“金陵”“洞庭”“荆渚”等地视为孝祥词学塑形的重要文化场域与文学空间。出于开阃的需要，孝祥从南北地理的转换尤其是湖湘、荆楚山水的更迭中感悟到词家三昧，幕中的词作唱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仕途迁转所交织而成的生命图像，不仅给予他思想境界的成熟和美感的启迪，更对其创作转型起到了某种激发和推动作用。

孝祥早年受高宗亲擢而居朝堂要职，加之绍兴和议后士大夫群体的恢复之心松懈，逸豫之心滋长，不能不在孝祥此期词作中留下或清晰或模糊的投影。孝祥早期词作承袭自晚唐五代的香艳词风，带着风流才子的青春冶艳色彩，体制上多小令中调而鲜有慢词。绍兴三十一年（1161），完颜亮的举兵南侵改变了孝祥的人生轨辙。是年，寓居无为军的词人奔赴江淮边境，向边帅积极进呈御戎之策：“尝为太尉陈所以报国一二事，太尉不以为罪，击节称善。”（《与李太尉显忠》）同年十一月，虞允文指挥宋军取得采石大捷，词人闻捷报，作《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上片所云“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似吴钩。剩喜燃犀处，骇浪与天浮”，洋溢着金虏溃败后的慷慨意气，彰显出豪情激荡、骨力清健的特征。它不仅是南宋抗金史上重要时刻的实录，也昭示着孝祥词风的开始转变。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祥赴张浚建康幕府，于行宫留守宴上赋名篇《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繁弦促节，沉郁悲健，令张浚罢席而入，“其忠愤慷慨，有足动人者矣”[16]1815。此后，词人又作《木兰花慢·拥貔貅万骑》《水调歌头·为总得居士寿》《青玉案·送频统辖行》《雨中花慢·一舸凌风》等，“率皆睠怀君国之作，忠愤之气，随笔涌出”[17]3591，以缠绵忠厚之笔抒家国之情、河山之悲，体式上以长调居多，将以婉约深细为宗的词体引向了广阔而豪壮的历史图景。明人杨侯胤即评孝祥“一念忠义，忧于心，发于词，必欲吞虏歼奸，致君尧舜，返板荡、成唐虞而后已”[5]1523。毋庸置疑，绍兴末年的江上之行，不仅令孝祥的生命体验更接近边塞军旅的实貌，亦使其在词中找到了爱国情怀的个性化表达方式，初步构建起于湖词的抒情模式与审美逻辑。

孝祥开府静江、潭州及荆州期间，阃臣的角色意识和词坛圣手的身份自觉转化为崭新的词学主张，并接续了前一阶段的创作范式，境界阔大、超逸豪纵，表现出独特的文学色彩与书写肌理。如《水调歌头·凯歌奉寄湖南安抚舍人刘公》《念奴娇·仲钦提刑仲冬行边，漫呈小词，以备鼓吹之阙》《念奴娇·欲雪呈朱漕元顺》《浣溪沙·荆州约马奉先登城楼观》等，皆系“寓诗人句法”“拔地倚天、句句欲活”的“南宋辛体”代表作②，壮词豪气、淋漓妙墨与其“雄略远志”交相辉映，汇成坚忍昂藏的词人形象。这不仅具有词作上突破局囿、异出恒蹊的意义，更指向了一种关注现实、心忧河山的精神。与此同时，幕府驻地的名山大川、亭台伟观、雨姿雪态均是对其人格的陶冶和词情的激发，并在词境、语言、气蕴上进入到一种时人难以企及的雄健清旷、超然悠远。乾道二年（1166）八月，广西经略安抚司结局，孝祥自静江北归经湖湘，作《蝶恋花·行湘阴》《浣溪沙·洞庭》《水调歌头·过岳阳楼作》《念奴娇·过洞庭》等纪行词。在词人笔下，与洞庭湖“天无纤云，月白如昼”（《观月记》）的空莹澄澈夜景相对应的，是其“岭海经年”归来后的光明高洁与无愧于心，“飘飘有凌云之气，觉东坡《水调》有尘心”[17]4259，淡然纯真的追求与出尘脱俗的志向构成了湖湘词的核心意义。魏了翁《张于湖〈念奴娇〉词真迹》云：“张于湖有英资奇气，著之湖湘，未为不遇。洞庭所赋在集中最为杰特，方其吸江酌斗、宾客万象时，讵知世间有紫薇青琐哉！”[18]298孝祥辗转岭南荆湖，不忘探胜访幽、留意风物变迁，而笔耕不辍的自觉意识，使其在开阃期间留下了珍贵的记游词作，在烛照出内心世界的同时形成一种超越雕润绚烂后的清新疏阔、飘逸闲淡之特色。若以开府时间先后，将此类词进行编排，可清晰地感受词人在山程水驿、池台楼阁及幕府宴饮所融塑下景物铺叙的流动性与层次感：“暗潮清涨起蒲塘晚，断云不隔东归眼。堂上晚风凉，藕花开处香”（《菩萨蛮·夜坐清心阁》）；“江南驿使未到，梅蕊破春心。繁会九衢三市，缥缈层楼伟观，雪片一冬深”（《水调歌头·桂林集句》）；“一叶凌波，十里驭风，烟鬟雾鬓萧萧。认得兰皋琼佩，水馆冰绡”（《雨中花慢·长沙》）；“曲槛辉辉落照明，高城冉冉孤烟嗅”（《踏莎行·荆南作》），宛如一幅山水行游长卷。孝祥在爱山乐水之余，还注重壮游天下、广交名士对兴发文情、触发创作灵感的意义：“梦锡之文，从昔不胶于俗……盖其束发事远游，周览天下山川之胜，以作其气。所与交者，又皆当世知名士，文章安得不美耶？”张元干《跋张安国所藏山水小卷》亦云：“世谓胸次有丘壑者，穷而士，达而公卿，其心未尝须臾不住烟云水石间。”职此之故，伴随着开府四地历程与地理空间迁移的，是孝祥对词体艺术革新的践履和于湖词的最终成熟，以至其自湖北安抚使任上奉祠而归时产生了如《浣溪沙·已是人间不系舟》这样涵演深远的佳作。江淮、楚地、岭南的山川风物，数年来开府转任与莲幕宾贤的交游唱酬已然成为于湖词题材与意象、情韵与风格生成的特定要素。

孝祥入张浚幕府及开府四郡，既是一个充实人生阅历、完善自身政治品格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江山之助”、词人求新求变意识的介入下，词风不断嬗变、词格不断提高和词境日渐拓宽的历程，上承东坡、下开稼轩，在苏辛之间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这既植根于高、孝二朝交替之际风云激荡的历史世界，也借效于苏轼、张元干等前贤时彦在改造词体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开阃行旅中四郡自然山水的感发，折射出多元的文学文化意蕴。

三、坐上定知无俗客：帅臣移任下的幕府交游与群体认同

孝祥开府时期的交游对象，除幕府僚属外，尚有不少雅好艺文的地方帅守与名公巨卿，如方滋、刘珙、张维、朱玘、张栻、朱熹等。而孝祥与方滋、刘珙、张维更有开府一地的缘分，且皆为前后帅之关系。

绍兴十八年（1148），寓居芜湖的词人为方滋祝寿并贺其任建康留守，“建崇牙，开盛府，是生辰”（《水调歌头·为方务德侍郎寿》）。方滋与张祁同为李文渊之婿，系孝祥之姨父。隆兴二年（1164），孝祥受命开府建康，赴任途中先往镇江府措置事宜，并借此与陆游、方滋相会。方滋正知镇江府事，邀请时任镇江通判的陆游登览多景楼，陆游赋《水调歌头·多景楼》以记之。陆游《跋张安国家问》称“某昔者及为紫微客”[19]233，与孝祥的交谊颇为深厚。陆游词成后，孝祥书而刻之崖石：“甘露多景楼，天下盛处……桐庐方公尹京口，政成暇日，领客来游，慨然太息。寺僧识公意，阅月楼成，陆务观赋《水调》歌之，张安国书而刻之崖石。”（《题陆务观多景楼长短句》）方滋曾于绍兴十八年（1148）帅桂，其在广西的规模建树，对后帅孝祥影响甚深。孝祥《曾公岩题名》云：“方公时为秋官侍郎，后十七年，张安国来游”，《题方务德静江所作雪观》则言：“顾人指点思遗爱，我亦先生屋上乌”，显然有追怀、继承先贤功业的自觉意识。乾道四年（1168），孝祥又代方滋帅荆南，“某官敢谓交承，实均子性。九门置钥，已惭糠秕之前；五岭建旄，未觉规模之远。亶如今日，复接后尘”，并附诗云：“盖世英名五十年，功名久合冠台躔。……事契两家应更好，节旄三镇适相传。”（《荆南宴交代方阁学》）孝祥所涉姑父方滋诸作，没有过于夸张的浮辞与刻意阿谀，也与一般官员间的客套应酬判然有别，所述真切自然，不谄媚、不偏倚，这实得益于帅臣交接过程中方滋于孝祥而言的姨父身份与姻亲关系。

桂林山水嘉秀，孝祥开府期间政务简易，集聚了一批文人与之乐游宴赏、往来唱酬，如蒋德施、粟子求、滕子昭、张维、郭道深、朱玘、吴镒等。其间代表，当为时任广西提点刑狱张维与转运使朱玘。张维，字仲钦，南剑州人，绍兴八年（1138）进士，尤受知于张浚、汪应辰，累阶朝请大夫。张维为政清廉，仁爱敏文，不忘经世恢复，“公每谓符离之役失于轻举，而人心终不以为非；四郡之弃急于休息，而人心终不以为是……宜将顺正救……使人心晓然知朝廷未忘中原”[20]4293，于乾道二年（1166）代孝祥任广西帅臣。朱玘，字元顺，秀州人，绍兴末曾任湖北京西制置司参议官，深得府主礼遇，且诗名颇盛，“潜幽睹天奥，隽永得古味”（《再用韵呈仲钦元顺》）。孝祥任建康留守时，张维即为建康通判，此为两人幕府唱和之始。时承平不久，兵气渐息，建康幕府文书清省，张维建亭于通判厅东曰朝阳，孝祥即作《张仲钦朝阳亭》赠之。张维和诗云“笔落生春变寒谷，诗来将喜破愁城”[21]548，流露出与帅臣互通声气的欣喜。孝祥开府广西后，朝阳亭成为赓续建康幕府唱和的重要意象、勾结两地交游的纽带在二人的文学书写中得以延续。如《朝阳岩记》记载孝祥与张维、朱玘游水月洞而将其易名为朝阳洞之事：“丙戌上巳，余与张仲钦、朱元顺来游水月洞。仲钦酷爱山水之胜，至晚不能去。……余与仲钦同官建康，盖尝名其亭曰朝阳，……今厅适东乡，敢献亭之名，亦以朝阳？”而三人的朝阳岩唱和，除嘤鸣其声、叙彼间情谊外，尚多人生际遇和功名意识的沉挚流露。孝祥的次韵诗即云：“不应此地淹鸿业，盍与吾君致太平。伏枥壮心犹未已，须君为我请长缨。”（《张仲钦朝阳亭次韵》）类似的情蕴在孝祥赠张维行边广西诸郡的词作中尤为明显，如《念奴娇·仲钦提刑仲冬行边，漫呈小词，以备鼓吹之阕》《念奴娇·绣衣使者》《鹧鸪天·仲钦提刑行部万里，阅四月而后来归，辄奉疏果为太夫人寿》，均是词人的功名之念与忧国之怀在词体上的映射与写照。开府期间，孝祥游赏桂林名胜，品题山川，增复湖山亭观，留下了与张维、朱玘交游唱和、畅叙幽情的作品，有意识地表现出“要知二人唱必和，异日盛事传中州”（《和都运判韵，辄记即事》）的传世意识。《和仲钦题粉岩》《登七星山呈仲钦》《仲钦寄民为重斋诗和答》《登马氏永宁阁，和朱漕元顺分韵》等诗作，包蕴着这一唱酬群体徜徉山水景观间心悦神怡的感受，在文学互动中淡化仕途起落的惆怅，从而交织成自由无羁的乐境。

刘珙，字共父，系张浚任川陕宣抚处置使时的核心幕僚刘子羽之子，少从刘子翚学。刘珙不惟道学造诣极深，且始终以恢复为念，临终前犹以手书诀别莫逆之交张栻、朱熹，“其言皆以未能为国家报仇雪耻为深恨，盖其忠孝诚笃，虽蹈死生之变，而未始须臾忘也”[20]4126。绍兴二十四年（1154），孝祥状元及第，刘珙任试官，身为门生的孝祥有“追惟畴昔，以诸生被奖拔”（《上刘舍人书》）、“传语邦人莫留恋，使君元是我门生”（《湖南宴交代刘舍人》）等语。而刘珙与张孝伯同娶韩琦之后，故孝祥与刘珙又为姻亲。他与刘珙曾先后两次同开幕府于潭州、荆南府，“敢言两镇成交契，自是孤根累化工”（《呈枢密刘恭父》）。孝祥于广西任上、卸任北归及潭州、荆南府交接时皆有赠酬刘珙之作，其中名篇，当属贺刘珙平定湖南李金之乱的《水调歌头·凯歌奉寄湖南安抚舍人刘公》：“猩鬼啸篁竹，玉帐夜分弓。少年荆楚剑客，突骑锦襜红。千里风飞雷厉，四校星流彗扫，萧斧剉春葱。谈笑青油幕，日奏捷书同。诗书帅，黄阁老，黑头公。家传鸿宝秘略，小试不言功。闻道玺书频下，看即沙堤归去，帷幄且从容。君王自神武，一举朔庭空。”孝祥此词以如椽健笔烘托刘珙身为将门世家、道学名士于幕中运筹帷幄、谈笑平贼的超迈风范，并对孝宗高张恢复之帜、收复故土充满乐观与希冀。乾道二年（1166），孝祥遭御史以“专事游宴”之名弹劾放罢，北上途经湖南拜访刘珙，于感念旧谊之同时，献词盛誉其平乱功绩：“天上掌纶手，阃外折冲才”（《水调歌头·天上掌纶手》）、“只倚精忠不要兵，卷旗直入蔡州城。贼营半夜落妖星”（《浣溪沙·刘恭父席上》）。乾道三年（1167），受刘珙举荐③，孝祥起知潭州，代其任湖南安抚使；乾道五年（1169），刘珙又代孝祥知荆南府为湖北安抚使，孝祥称其“开大莫府，宽北顾忧，付以万世功业，帝意可以卜见也”（《刘枢密》）。在两次幕府交代宴上，词人留下了数首饯别刘珙之作，融师生之缘、惜别之情、报国之志于其中，如《水调歌头·送刘恭父趋朝》《鹧鸪天·饯别刘恭父》《青玉案·饯刘恭父》《蝶恋花·送刘恭父》《苍梧谣·饯刘恭父》《西江月·饮百花亭，为武夷枢密先生作。……是夕尽伐去》等，数量之多，在孝祥集中鲜见。刘珙作为重要的赴会者，当亦有词赠答，然今已无存。词人所上刘珙信中曾提到“先生以文章德业致身，而分阃于外，有此武功。盖英主侧席寤寐，将与共图天下，求而不可得者也”（《与刘舍人书》），故上述词作既符合幕府迎送宴会上唱和之作的一般旨趣，更与刘珙任阃帅时所肩负的重要使命相契合。在张、刘二人创造的词作唱和世界里，北宋中期特出的士大夫昂扬人格和忧怀天下的志士情结重被激活，造就一种雄豪英发的壮美词境，在当时词坛是种非常宝贵的审美经验。

张栻《再祭张舍人安国文》云：“方自荆州归，栻以书抵君，谓及此闲暇，专意承志，实进德修业之要，君深以为然。”[3]1420帅荆州后，孝祥的思想逐渐由早年的热烈激昂转向内敛成熟，重视学问积累、道德修养于文学创作上的意义，这与其开府潭州时受学于张栻、朱熹有很大关系。孝祥与张栻多有诗词往来，不少涉道学修为与国计民生者，如《和钦夫喜雨》《劝农分韵得干字》《次韵南山喜雨》等，呈露出二人分别作为道学家与帅臣民胞物与的高尚品格和对中兴之治的希冀。《宣城张氏信谱传》：“会敬夫、定夫扶魏公柩至州境，不能入蜀，公为营葬于属县宁乡之西，遂与敬夫讲性命之学，日夕不辍，筑敬间堂以为论道之所，而四方之学者至焉。”[4]63张栻应孝祥之请，作《敬简堂记》，阐明“敬简”之义：“盖心载万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指出孝祥若“居敬而行简”“夙夜警励以进乎此”，则“康济之业可大，岂特藩翰之最哉”[3]947。孝祥守湘期间，幕府论学氛围浓厚，所吸引的“四方之学者”中即有朱熹。孝祥素慕朱熹道德学问，当他从刘珙、张栻处得知朱熹“且为衡岳之游”时，“不胜朝夕之望”（《与朱编修书》），并请其书《敬简堂记》。三人过从甚密，于敬简堂中雅歌不辍、联诗唱和，从张栻“相看夜未艾，乐此笑语真”（《安国置酒敬简堂分韵得柳暗六春字》）、朱熹“清觞不留行，晤语得超越”《敬简堂分韵得月字》的表述看，可知宾主相交甚欢。而后，三人又有定王台之行，朱熹作《登定王台》诗，孝祥回以《酬赠朱元晦登定王台之作》，张栻亦有《用元晦定王台韵》诗，彼此迭相赓和，于砥砺学问之同时获致诗艺交流上的欢娱。在送行朱熹的别宴上，词人作《南乡子·江上送归船》为其饯行，朱熹步其韵，以《南乡子·落日照楼船》相和。知荆南府后，孝祥有《怀长沙知识呈钦夫兄弟》分赠张栻、张枃、黄谈等湘中友人。张栻则在和诗中激励其应济世许国以报明主，不当过早乞祠：“明时未可废谈兵，壮岁宁容便乞身。”（《和张荆州所寄》）[3]807他们以诗歌连接起两地幕府交游活动的桥梁，串建起不因地域而相忘相隔的唱酬记忆。

事实上，除上文所涉诸人外，孝祥与曾几、韩元吉、三洪兄弟、张元干、王质、王十朋、叶衡、周必大、杨万里、王秬等人皆有交游与诗文往来④；刘珙、张栻、朱熹、张维、陆游等与他们之间渊源颇深，由此形成了一张更为错综复杂的交游网络，限于篇幅，兹以刘珙与张维为中心作一考察：（1）刘珙与朱熹、张栻、陆游、杨万里。刘珙与朱熹系少时同窗，后均为道学名家，论学书信往来颇多。刘珙殁后，朱熹为其作《观文殿学士刘公神道碑》《祭刘共父枢密文》，两人关系自不待言。张栻或因其父浚之关系，得入刘珙湖南安抚司幕府，并在平李金叛中居功甚伟。刘珙向孝宗进言：“张栻学行才能皆臣所不逮，曩幸破贼，栻谋为多。”[22]11851所以，刘珙不仅是张栻道学之路上的指引者，对其更有知遇提携之恩。陆游《祭刘枢密文》云：“昔岁癸未，某始去国，见公西省，凛然正色。顾虽不肖，窃师公直。流落得归，公与有力。”[23]228说明陆游任枢密院编修时即与刘珙相识，而其得以自蜀东归，刘珙的居中联络发挥了关键作用。杨万里曾受知于张浚，并与张栻兄弟友善，与孝祥同登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第，亦为刘珙门生，知袁州，有《怀种堂记》感念刘珙治江西政绩。基于同年渊源，诚斋对孝祥颇为推许，其《谒张安国》云“别后闻公非故我，学林著脚到前修。登门犹说同年话，未觉红鸾映白鸥”[10]42；《跋张伯子所藏兄安国五帖》对孝祥诗作称扬之甚，“于湖张公下笔言语妙天下，当其得意，诗酒淋浪，醉墨纵横，思飘月外，兴逸天半”[10]3810。（2）张维与朱熹、张栻、陆游。朱熹曾应张维子士佺之请作《左司张公墓志铭》，“予尝一见公于闽县，后不复相值，然公之行事则皆接于耳目，知状为不诬矣”[20]4298，对张维颇为景仰。张维继孝祥任广西经略安抚使，欲振兴桂林之学，曾致书张栻，“愿有以告于桂之士”[3]880；张栻继任广西帅后，“多视公（张维）时行事以为法”[20]4297，可知二人彼此之推重。陆游与张维关系甚善，《跋〈槃涧图〉》云：“绍兴己卯、庚辰之间，予为福州决曹，延平张仲钦为闽县大夫，朝暮相从。后四年，予佐京口，仲钦佐金陵，数以檄往来于钟阜浮玉间，把酒道旧甚乐。又二十年，予使闽中，仲钦间居延平，数相闻。”[19]252陆游任福州决曹、通判镇江、转调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时与张维皆有交游。

四、结语

孝祥的幕府经历，是于湖词主体风格形成和拓宽文学交游新局面的重要契机。这张以其开阃历程为线索所贯穿的巨大交游网络的实质，是借由政缘、学缘、姻亲的关系，基于共同的艺文志趣、政治倾向、学术理念与中兴理想，以诗词唱酬的方式构建起一个以士大夫群体为主体的人际网络。进一步钩索这些文人的交游，这张以幕府宴游雅集、文人诗词赠酬为纽带的网络，人员构成上有张孝祥、刘珙、张维、方滋等地方帅臣，也有张栻、朱熹这样的道学名流及陆游、杨万里等诗文大家，地域上则涵盖了江南东路、广南西路、荆湖南路及北路的大部分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或可反观南宋孝宗初期主流文坛在历时与共时阶段所呈现出的多维面相和脉动。他们在文学互动中以气节相砺、忠义相勉，把感慨时事、追求功名、寄意寓慨的情感心志归于充沛的情感和壮阔的胸怀，在敦睦情谊、互表心曲之同时突出寄情山水、济世安邦、关怀民瘼的共同主题，部分作品或清健飘逸、冲旷坦夷，或慷慨多气、沉郁忠愤，迥异于高宗时期特别是绍兴和议后因钳制舆论、打压士风而给文学带来的谄媚颂德、纤弱萎靡之风。他们的处境、心态与对时政的因应之道，亦随着政局的更迭与幕府环境的交融互渗而作出相应调变，进一步扩大了彼此的政治生命与交游空间，并牵引出新的文学创作特质与书写征状。这种士人精神趋向与审美价值取向，与他们的政治主张实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南宋文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孝宗即位初期的北伐理想与恢复之志，在再造文人主体精神之同时[24]86也改变了自绍兴和议以来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之势，展示出新的积极向上的面貌。而更为重要的是，借帅臣移任交接与幕府艺文活动的平台，为置身这一交游群体中的文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及书写机能，新的文学主张、审美趣味、政治信仰也在他们交互的创作实践中应运而生，初具孝宗朝文坛中兴的雏形。这一以孝祥为核心的文学交游群体真正活跃的时间虽仅有五年（隆兴二年至乾道五年），却对后续的文学面中兴起到先导作用。

① 本文所引张孝祥诗词文，皆据徐鹏校点《于湖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不一一出注。

② 张德瀛《词徵》卷五“南宋辛体”条云：“……南宋此体最多，张安国《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皆所谓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者。”（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161页。）

③ 张孝祥在乾道三年抵潭州前上刘珙书信中云：“某罪戾之迹，蒙先生荐进之恩，俾主留务，虽成规具在，可以遵行。”（《刘舍人》）又卷二四赴潭州任与刘珙交接所作启文说：“兹盖伏遇某官，……肆予环而召归，当告册而爰立。即以所临之巨屏，付之以承学之诸生。”（《刘舍人》）由这两则材料，可知于湖改知潭州实由刘珙向朝廷举荐之故。

④ 参见：韩酉山《张孝祥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国忠《张孝祥诗文集》（黄山书社2001年）、宛敏灏《张孝祥词校笺》所附《张孝祥年谱》（中华书局2010年版）、及辛更儒《张孝祥集编年校注》所附《年谱》（中华书局2016年版）所述孝祥交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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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i of Yu Hu and Literature Revivi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ANG Yu-qi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School Humanities & Communication, Hangzhou310018, China）

Zhang Xiaoxiang was not only a great poet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but also an important officer who was respected by gentries. For a long time, his position as an officer was ignored by scholars. The change of the concept of Ci and the Ci style of Zhang Xiaoxiang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his official experience. The change and improvement of Yuhu’s Ci style are relate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regime alternation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ng Xiaoxiang’s Shogunate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shogunate residence. Zhang Xiaoxiang constructed a huge interpersonal network through poetry activities, the interaction of the Shogunate and literature, and the political, academic and in-laws’ relationship. The network includes local officers, the academic personages, great poets etc. This activity has created a new literary atmosphere after the Shaoxing peace treaty and promoted literature prosperity in all respects.

Zhang Xiaoxiang, the Cis of Yu Hu, shogunate, the resurgence of Xiao emperor

2020-06-10

商宇琦（1992-），男，浙江嵊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宋代文学。E-mail: 1519200236@qq.com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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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 - 5124（2021）05 - 0049 - 09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