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方
(海南大学 法学院,海南 海口570228)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以下简称《著作权法》),被称为“十年磨一剑”的《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终于尘埃落定。不同于前两次对《著作权法》的修改,彼时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加大开放力度的“外向型”压力,此时对《著作权法》的修改是我国著作权保护来自“内向型”的动因——即完善立法不足以应对我国文化市场的高度发展带来的多种新问题、新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法》中主体称谓改“公民”为“自然人”,并且增加了合作作品意思自治的规定,凸显了脱去“计划经济”外衣的立法上的努力。但是,《著作权法》在作品归属模式安排上,对职务作品制度仅增加了职务作品的类型,没有对司法实践和学界中呼声最大的法人作品和职务作品的归属问题进行修改,未能解决著作权归属制度长期存在的内在矛盾。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是著作权法研究的难题,我国著作权法在传统版权归属问题上积弊已久,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著作权归属纠纷颇多,新兴技术的发展与出版模式的变革更是让著作权归属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更遑论其依现著作权归属模式能在学界公认难题上有所突破,我国著作权归属模式与保护新型作品的社会实践严重不符。
针对著作权法归属模式的立法缺陷,学术界已经作了很多讨论,主要集中在《著作权法》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