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医的社会性偏见：以梁启超疾病史为例

徐宇凡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上海 200444

在近代，中医常常成为知识分子攻讦的对象，中医从以救治他人为己任滑落到需要被社会所救治［1］。社会的责难既成为民国中医知识转型的动力，也使其遭遇社会偏见性的“污名”。社会偏见对象是某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偏见的感情基础是建立在错误与顽固认知上的厌恶感［2］。民国时期对中医的社会偏见意味着当时社会心态中蕴含着对中西两种医学差异的社会认同及医学选取的价值偏好。本文所要进行的研究是：首先，解构环境与医学知识互用的过程，从而揭示西医知识被社会环境所需要是知识分子对中医产生社会偏见的原因；其次，以梁启超的疾病史为例具体说明对中医的偏见是如何在社会中展示与运作的。

一、知识与环境互用过程的解构

（一）医学知识未介入社会

西医最初是伴随着宗教传播进入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利用通商口岸大规模传播西医。据统计，1842—1848年，广、厦、福、宁、上五个通商口岸全部建立教会医院，到1905年全国的教会医院已有166所，诊所达241处［3］。研究西方医学理论，留学国外学习西医的人数也与日俱增。政府上层李鸿章等人提出，“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至极微之境”。然而这“西医热”并未给中医造成冲击，民众对中西医采取分科对待并无所偏好，因而各取所长：对于外科、五官科等多选择西医，对于内科、妇科等以中医治本为主。虽然西医与中医的论战也时有发生，但仅仅局限于医界，而西医诊所与中医老字号总体也相安无事地立于街头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