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背景下野生动物类犯罪的侵害法益研究

陈禹衡，孙翔宇

（东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社会的高速发展带来各种新类型的社会风险，其中生物风险是因为人类与野生动物间日益频繁的接触所致，而刑法需要对此加以重视。［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中规制野生动物类犯罪的罪名，集中在第341条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罪以及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侵害法益的内涵影响相关罪名的解释与适用，目前，虽然对于野生动物类犯罪形成了一定的打击网络，但对于野生动物类犯罪的侵害法益却并无定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颁布后，绿色原则等理念将帮助确证野生动物类犯罪侵害法益的内涵。以此为契机，研究野生动物类犯罪侵害法益的演进，并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侵害法益进行系统性的思考［2］，以便更合理地解释野生动物类犯罪中的“不法”，从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生物风险做出前瞻性的预防。

一、传统法益论下野生动物类犯罪的规制困局

犯罪人之所以犯罪都是为了取得利益，犯罪行为在本质上都侵犯了他人的利益，［3］而对法益的选择导致了对构成要件的不同解释方向［4］。一直以来，学界对于野生动物类犯罪侵害法益的内涵存在争议，主要是秩序法益说和实质法益说之争，但两者的涵盖范围都不够全面。法益的非确切进一步导致对相关行为科处刑罚缺乏依据，使《刑法》对于新出现的犯罪行为陷入“规制不能”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