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新格局中的界面化整合与机制探析

马超峰 姜亦炜

一、问题的提出

从总体性支配到技术治理是当代中国治理转型的重要特点，技术治理为社会诸领域赋予自主权(1)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从而释放了基层社会活力。与此同时，总体性支配消解后的治理场域，在压力型体制与竞争锦标赛机制之下，形成了“部门代表性竞争”(2)何艳玲、钱蕾:《“部门代表性竞争”:对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一种解释》,《中国行政管理》2018年第10期。的资源割据困境。面对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广泛应用的今日社会治理领域，技术在实现数据共享的同时，强化了行动者的主体性，却难以打破各种问题之间的相互锁定。而公共性、跨域性、共享性的治理议题引入，使整合日益成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总体性的重新回归，成为化解上述困境的治理之道。(3)Perri 6, D. Leat, K. Seltzer and G. Stoker, Towards Holistic Governance: The New Reform Agenda, Palgrave, 2002.改革逻辑结束了总体支配中的内卷化趋势，但并未否定总体性的治理方略。总体性治理回归并不是支配逻辑的重生，而是技术嵌入后的新治理模式，采用何种整合模式成为总体性治理回归的选择难题。

已有治理整合模式的讨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制度化整合，它往往以治理任务为核心，通过制度重构形成职、责、权有效匹配的工作机制(4)唐兴盛:《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以此来化解碎片化格局中的治理耗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