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举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重新审视中、西、马之间的关系,呼吁建构本土化的学术话语权、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把推进本土化看成当代中国学术创新重要源泉和动力。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民国期间的“学术中国化”①曾为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做了铺垫。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本土化被赋予了特定内涵,既凸显了“四个自信”意识,又承载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推进学术创新的历史使命感。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创新不仅关涉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巩固,也关涉到学术强国乃至民族复兴的实现。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学术界的渗透,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更需要在研究范式、理论体系创新方面作出回应,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因此,中国学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本土化巨大成就基础之上,构建与之相称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本土化理论体系,这既是机遇,也是使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经历了从文化传播到政治实践、从思想救国到意识形态治国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新的理论和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标志[1]221。与此同时,李达、艾思奇、冯契、杨献珍、冯定、高清海、黄楠森、陶德麟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做了探讨,同样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