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如何价值重构？
——基于《人世间》的典例考察

王 潇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136）

《人世间》在2019年8月16日斩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标志着其完成了经典化的重要一步。诚如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掖平所说：“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朴实日常的平民视角，接地气有温度的语言，以可亲可敬的平民史诗性，标示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新高度。”［1］显然，从《人世间》创作与接受一路鲜花与掌声相伴的现象来看，无论主流意识形态，抑或文学评论界的经典建构意识不可或缺。然而在对《人世间》及其文本意涵近乎一边倒的高度评价之余，道德理想主义与梁晓声文学创作之间驳杂的舆论渊源仍提醒着我们，《人世间》同样延传了梁晓声持续性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传统与现实源流。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梁晓声一以贯之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学传统？在新时代他又如何进行文学突围与价值重构？而这一文本维度之上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突围与价值重构，又将如何转换到文学史维度上的经验生成与现实效应？这或是回应当下诸种舆论的最好方式。

一 如何症候：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舆论渊源

道德理想主义作为梁晓声文学创作版图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勾勒着其文学世界的基本风貌与文化表征，而且是支撑着他文学逐梦的不竭动能与灵魂图腾。在梁晓声新作《人世间》的接受视域中，道德理想主义与文本意涵建构同样是鉴定其文本价值的重要维度。刘起林称文本“多方面重构了德性文化的温暖与崇高，既具备‘史外之史’的认知价值，又拥有‘人之为人’的思想探讨”［2］，而王春林和于小植同样意识到了《人世间》中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新变，并分别称其为“民间伦理立场”与“世俗化转向”。

显然，这类评述话语背后的潜在意图是指梁晓声的德性文化具有“重构”性，亦即“世俗化转向”前史。那么，如果说刘起林表述的“重构德性文化”尚可解读为重构“整个时代”之维的德性文化，于小植则明显将“世俗化转向”的意涵锁定在梁晓声“作家”之维的精神转向。无独有偶，梁晓声本人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公开表露心声，表示在“某一时期，我倍感自己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疲惫不堪，而且走投无路，而且不得不踉跄拐向荒诞一径”［3］。倘若于小植等评论家的话语世界中搭建起一段梁晓声“世俗化转向”“重构德性文化”之前的“心灵史”的话，那么梁晓声的自我心声倾诉则充分印证了对作家及笔下人物“道德主体精神”张扬与隐遁之间的“心灵内史”进行考辨的合理性。

评论界话语始终伴随着梁晓声与道德理想主义的关系史，甚至有着立场鲜明的品评态势。“1968年起，他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生活了七年。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小说中，也写到知青所受的愚弄，由于特殊政治环境产生的悲剧，但更表达了‘我们付出和丧失了许多，可我们得到的，还是比失去的多’的‘无悔’宣言。他持续地坚持一种分明的道德立场，在文体上表现的是粗犷、悲壮，偏爱营造情感高潮场面的浪漫戏剧风格”［4］。洪子诚版经典文学史以相对客观的笔触勾勒出梁晓声早期知青小说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学风格与基本格局，即梁晓声早期知青小说在悲剧的表现形式之上，更显现出一种“青春无悔”的“浪漫戏剧风格”。在此之上，更有学者根据梁晓声“浪漫戏剧风格”式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涨落，立场明确地提及“由新时期到新世纪，梁晓声在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变奏、回旋中，又向最初的精神圆心与原点回归了”［5］。

直言之，在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变奏、回旋”史中，一是以20世纪80年代早期知青小说为“基调”，即作者在郑亚茹等“红五类”反讽型叙事人物映衬之下，塑造出曹铁强、刘迈克、李晓燕等青春无悔式的知青“群像”，继而高扬起集体道德理想的精神旗帜。二是以20世纪90年代“荒诞三部曲”为“变奏”，即在社会秩序的“浮城”中，梁晓声巧妙地将赵卫兵、肖冬云、肖冬梅、李建军等重走长征路的红卫兵穿越时空，纵向移植到20世纪末的物欲世界之中，进而导致作者一贯的集体道德理想的精神旗帜隐遁。三是以21世纪梁晓声重返知青叙事为“回旋”，即作者在对知青返城浪潮中的典型人物杨一凡、罗一民等进行勾勒时，通过他们“肉”的陨落与“灵”的升华，再一次高扬起梁晓声基于群体本位的道德理想的精神旗帜。这样的梳理本质上是以梁晓声文本中潜隐的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为价值辩驳，通过考察这二者间的起伏涨落，最终完成了对梁晓声作品精神意涵与时代需求之间的辩证阐释。

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青春无悔”真的可以承担起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吗？难道看似铁板一块的“无悔”阐释下就没有掺杂着作者不同身份意识之间的复杂况味吗？梁晓声两次道德理想主义精神旗帜的高扬，莫非仅仅是“基调—回旋”模式的再现吗？对此，张志忠曾结合评论家自身的“文化大革命”体验，对梁晓声“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的姿态予以指责。“关于红卫兵要不要忏悔既往过错，和关于知青要不要反省‘青春无悔’，是这一代人的一体两面的精神困境……即便是作为一个跟随伟大领袖‘奉旨造反’的中学生，就可以毫无反省地解脱自身吗？‘少年无知’是万用灵药吗？”［6］这提醒我们，要注意区分梁晓声“红卫兵”与“知青”的两大身份意识。也就是说，在此前所述的关于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变奏、回旋”式的解读程序中，存在漠视梁晓声笔下有关“知青”与“红卫兵”的身份意识之嫌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游移出作家的真正心声。

何谓梁晓声“作家”之维的真实意图？以往评论界常在社会历史批评的基础上，把梁晓声的文学作品放置于时代浪潮中进行解释，并借此描绘出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起伏涨落的“梁晓声现象”。而为何“梁晓声认为自己能用作品为同代人做些有益的事，无论评论界怎么说，他都不在意？”［7］这说明在当下某种评论话语与“为同时代人做些有益的事”之间，我们虽不能借此作出泾渭分明的是非判断，但评论话语与作家心声之间的背离已是不争的事实。

就梁晓声“作家”之维的真实心声而言，此前评论界较少论及的历史嬗变中的“红卫兵”与“知青”身份意识，恰是我们打开梁晓声“心灵史”城堡的突破口之一，即始终困扰梁晓声意图投注的，是其如何定位自我、如何履行文学责任。在1988年版《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中，梁晓声以通篇激昂的笔触直陈“文化大革命”带给红卫兵群体的心灵戕害，书中第一页便竖排单列出“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的价值基调。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那句话——救救孩子！……我呆了。我望着那些革命群众，忽然悟到一点，在这个闷热的夏夜，他们中一定有些人，回到家里也睡不着，是想要看到什么“热闹”的……“不许破坏大字报！”又一声喊叫。我猛地转过身，高高举起了墨水瓶。革命群众一片哗然，乱了……耻辱……一个十七岁的少年的耻辱……人民的耻辱……［8］

在这段20世纪80年代梁晓声审视自身“红卫兵”身份的文字中，其笔触间的“鲁迅笔法”清晰可见。这不仅是字面意义上鲁迅式的“救救孩子”的意图再现，也不仅是鲁迅“示众”模式下“看与被看”的情势再现，更是梁晓声基于“红卫兵”的身份认同，对“文化大革命”语境中“人民”的形象解构与鲁迅“呐喊”模式的情境再造。由此寻思，梁晓声笔下“红卫兵”身份意识之中“我不忏悔”的况味便丰富起来。

作为“文化大革命”语境中的“呐喊”者，梁晓声需要向谁忏悔？若是“文化大革命”情势中的“人民”，梁晓声便无须向“文化大革命”的秩序忏悔。若是以自己曾是“红卫兵”群体中的一员而向历史经验“忏悔”，那梁晓声“我不忏悔”话语背后的真实指向便是自我群体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消解。在20世纪90年代的物欲洪流之下，梁晓声将“红卫兵”群体纵向搁置于21世纪“疗养院”。这些时空穿越的“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秩序的激情理想与物欲秩序的现实享受之间穿梭，一方面誓要“重走长征路”的“红卫兵”们在现实的物欲世界中精神沦丧，完成了作者对“文化大革命”激情理想秩序中精神荒芜本质的解构，另一方面“红卫兵”们在不同时代秩序下沦为时代价值导向的“传声筒”，这又充分建构了他们作为现实附庸者的身份意识。总之，在秩序转换中梁晓声完成了“红卫兵”自我身份意识的双重解构。可见，在常规的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之外，梁晓声的“红卫兵”身份意识在历史嬗变中留下了耐人寻味的延续性的“我不忏悔”价值立场。

而“知青”作为梁晓声文学创作中更为广泛的身份认同，无论是否继续循着此前所述的“基调、变奏、回旋”式的模式进行认知，其笔下知青身份的“好人文化”导向却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当下研究界倾向于认为一方面是“连队知青给了梁晓声沉甸甸的温情，他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一切写下来，让大家看到自己亲历的知青时代”［9］。另一方面是“我要写知青，而且要把他们尽量写得可爱一些……原本梁晓声并未有意去写知青小说，但知青返城后面临的实际问题引起了梁晓声的担忧，他主动去担负了这份责任”［10］。

这充分证明，梁晓声笔下“红卫兵”形象更多用来“呐喊”有关群体性“文化大革命”历史经验，故而其笔锋常是解剖性与反思性的。而其笔下“知青”形象则更多用来“回应”个体性的“北大荒”温情历史体验与社会现实关怀，因此其笔法常是结构性与建构性的。

在厘清梁晓声笔下况味丰富的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道德理想主义之辨、“红卫兵”与“知青”书写笔触之辨后，我们便不难理解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舆论现场中，为何存在许多与作者生命话语存在一定程度之“隔”的评论文章。这类评论话语往往将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理想激情”的过度与“审美理性”的匮乏归结为其文学症候的最大表现，亦即“梁晓声几次濒临理想坍塌的边缘，这是群体道德的裂缝，个体信念的危机，也是艺术突破的契机。只是一贯的道德激愤让他难以冷静下来进行深入的自我翻检与审思。个性禀赋决定他只能以道德化的方式解决价值信念与审美形式问题”［11］。言外之意，社会历史批评视域内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中“集体”本位的文学表达，其“理想激情”的过度与“审美理性”的匮乏，被视为激情复制的“集体群像”与精神落幕的“道德理想”，而实体性的“道德理想”精神内核则深深地陷入转喻的精神危机当中。综上，种种评论话语与作家心声之间的阐释隔阂提示我们：《人世间》究竟如何打破这种隔阂，进而获得一边倒的好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 如何突围：《人世间》道德理想主义的价值重构

《人世间》如何在众多评论话语与作家心声之间，突破以往道德理想主义阐释史中“理想激情”的过度与“审美理性”的过剩之“隔”？以往“红卫兵”与“知青”书写中驳杂的身份意识如何汇流至“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文学书写之中？以往群体与个体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之辨，又如何在《人世间》中实现合流？本节拟从“作家”之维研究梁晓声如何在《人世间》中实现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重构与心声传达，并尝试打破以往的评论隔膜。

一是以何种姿态突围的现实问题，这牵涉到梁晓声如何塑造自我的身份意识。《人世间》既不同于梁晓声早期知青小说中“裴晓云”式的一切现实磨难终将指向人物的精神向上，也不同于“荒诞”时期“婉儿”式的两次重生与人生顿悟后现世的精神零余，而是在经历“婉儿”式的价值理念崩塌之后，超越“裴晓云”式的单向度道德理想精神上升，最终突围到文学本质的诗性立场。换句话说，梁晓声不用文学解决什么道德理想主义的问题，而是回归到一名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身份本位，以文字复活其浸润着历史沧桑与现世浮沉的文学世界。

作为文本中心叙事人物的周家兄妹，均通过其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反抗现实社会秩序的“道德理想”之歌。“周秉义的德性包含着源于‘思想进步’而形成的理性责任和使命担当，周蓉的德性体现的是个体精神高扬的生命理想，那么平民百姓周秉昆的德性精神，则不过是平庸人生中的本性流露，是市井平民在卑微而艰辛的生活中互慰互助的实心热肠。”［12］文中当周秉义信奉一生的“理想责任与使命担当”被自己的“请命对象”曹德宝、春燕妈们反诬一口时，政治之维的伦理与想象既是周秉义矢志构建的宏伟蓝图，又是蓝图绘制间不可磨灭的裂痕。当周蓉与诗人冯化成的恋爱缘起于对诗歌的灵性与追寻，亦缘尽于对诗歌的庸俗与遗落时，精神的眷恋与操守既是周蓉“诗学理想”张扬的明证，又是其诗意乌托邦瓦解后的现实生活的新变。

在周家各式知识阶层道德理想主义湮灭的表象之下，梁晓声看似对此前笔下道德理想主义的主体阶层，即“知青”身份意识持有了否定性立场，实则是作者以参透人世本质的觉悟，将笔下人物回归到文学的诗意堡垒。文本在周秉义审查结束与家人团聚后，以文学的方式传达出其真实的心理境遇。当周家人在荷兰观看大片《海军上将》时，“放映了一半，人几乎走光了，秉昆和郑娟也走了。放映厅的灯亮起来时，只有秉义夫妇、周蓉夫妇以及三四个打瞌睡的人还在座位上……周秉义说：‘古代任何国家的变法者下场几乎都很惨。国家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志，就是看这个国家是否爱护自己的改革领袖。’”［13］显然，对荷兰历史上的德维特首相产生强烈共鸣的周秉义，最终在文学世界中找到了政治理想与现实残酷之间的平衡点。从“互文”的叙事层面上看，一边是周秉义将其一生“为政务民”的理想境界设置到“国家进步”的历史必然中，另一边是在高度发达的荷兰，首相德维特的悲壮事迹至今仍备受冷落。但无论现实终将如何，周秉义与梁晓声都在文学世界中获得讲述生命故事，传达人世想法的可能。同样，周蓉在经历诗意生活的嘲弄之后，梁晓声又让其回归到文学的城堡之中。周蓉《我们这代儿女》的出版，无论是王春林眼中对周家一代人的“真切纪实”与“元小说”叙事策略的开拓，还是也暗含了梁晓声经历漫长人生沉潜后对既往道德理想主义叙事主题的现实感悟与温情祈盼，都共同显现出梁晓声的叙事身份不再是道德理想主义的“作者”，而是“讲述者”与“分享者”。

二是梁晓声如何从以往被评论界诘难的焦点，即“一贯的道德激愤”形式中达到叙事的突围？《人世间》中又如何形成以“审美理性”为潜流，并助推着“理想激情”的道德理想主义大潮滚滚流去的叙事美学？基于此，文本又如何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相吻合的叙事高度？

首先，在“理想激情”高扬的阶段，“审美理性”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结构作用。《人世间》实现了“审美理性”同“理想激情”的高扬之间和谐相生的叙事状态。“审美理性”的化身不再是梁晓声早期知青小说中形而上的精神力量，也不再是“荒诞”时期解构主义下的宏大价值幻灭。文本中周家一代人以书籍背后的“知识”为精神启蒙的源泉，持续不竭地型塑着其“超我”层面的道德判断标准。在“文化大革命”现场中周秉义曾直言“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一个人来到世界上，一辈子没读到过这些书是有遗憾的”［14］。就是说，无论是否与“文化大革命”现实社会的逻辑相契合，这一幕幕文学图景不仅同梁晓声早期道德理想主义的基调——“青春无悔”极其吻合，而且更加显露出其对“知识”背后的“审美理性”特有的推崇与尊重。如果说周家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秩序中近乎执拗的悖反精神，同作者早期知青小说中北大荒知青李晓燕等“青春无悔”的精神相似的话，那么《人世间》在“本我”理想激情高扬的表现形式之下，实则内隐着“知识”启迪背后不同文化背景的周家人身份意识觉醒的思想萌芽。抑或说同样的“青春无悔”形式下，《人世间》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学的启迪下获得了思想自觉与身份认同的势能。

蔡晓光、周秉义、周蓉、郝冬梅的系列“地下”读书活动，不仅在这些读书爱好者之间升腾起各自的文学与思想高原，而且也间接地启蒙着周秉昆对“真善美”的“超我”信仰。“那盲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快，使秉昆措手不及……周秉昆居然联想到了《叶尔绍夫兄弟》中的斯捷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时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斯捷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15］。周秉昆不喜欢读书，在自身强烈的大众阶层的标志下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知识阶层的精神启蒙，这也就为其系列“青春无悔”的反秩序行为找到了坐标系。此类“知识”启蒙力量的存在，既为周家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场域下“本我”的激情张扬提供了“超我”的道德底线与“自我”的道德选择，也为此前评论界所宣称的将“文化大革命”大历史与“知青”小历史分割开的“赞歌”式写作提供了超越的契机。蔡晓光在文本中“是技校造反派的头头，却并不每每摆出唯我独革的嘴脸，起码在周蓉和周家人面前从没那样过……周秉义与冬梅讨论时，他也不见外地坦率发表看法，而他的看法、观点，连周秉义与冬梅也常常一致赞同”［16］。这表明在蔡晓光“造反派”与“读书者”的身份切换间，既蕴含着梁晓声对“文化大革命”大历史的诘难，又解构着“知青”小历史的所谓“光明温暖”。事实上这些人物特定生命历程中的理想激情与风雪沧桑，都饱含了梁晓声对“文化大革命”大历史与“知青”小历史复杂真相的并置性思考。

其次，在“理想激情”失落的阶段，“审美理性”的在场使文本叙事没有回复到“单向度激情”“荒诞化幻灭”的老路上去，而是大气磅礴地上升到历经“人世间”磕碰后的超然坚忍的境界。在评论界对遭遇理想失落的周家兄弟的解读中，周秉义被解读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而周秉昆被定义为“好人文化”的代表。但是循着梁晓声“作家”之维的意图投注，遭遇理想失落的周家人便不仅仅是各自文化符号的具体表征，更是寄寓着作者以人生体悟突围道德理想主义的现实祈盼。

作为以往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叙事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周秉义代表着政治知识分子，周蓉代表着自由知识分子。周家兄妹看似处于理想激情失落的窘境，实际上理想激情的失落也代表着“审美理性”层面各自身份意识的参悟。与其说周秉义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倒不如说是参透生命真谛的普罗米修斯。无可否认，道德理想失落后的周秉义也常郁闷不得志，但其郁闷的根源不在于所谓一己理想的“被缚”，而在于群体本位的公共理想危机本身。“自己谨小慎微、辛辛苦苦工作三十多年，一心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在周围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高大起来，却又哪里抵得过层出不穷的贪官污吏的负面影响呢？这种气馁的话，他无处可说，只能长期闷在心里，甚至终日郁郁寡欢”［17］。以群体忧乐为忧乐的周秉义，又不决然是一个扁平人物。在秉义眼中“鱼水夫妻，欢欣与共”是晚年周蓉与蔡晓光的幸福，“琴瑟之好”是自己与郝冬梅的幸福。欧洲之旅的欢悦使周秉义联想起对一生美好时期的总结，而唯独越过了履行政治理想的漫长工作岁月，这既可理解为理想失落本身与“美好”意涵的绝缘，也可反映出晚年周秉义对于日常幸福的认同。周秉义弥留之际，透露的不是政治理想的言说，而是“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都和好男人好女人结合为伴侣了，这是仅次于父母之恩的夫妻恩爱”［18］。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周秉义政治理想激情的失落，最终使其在公共情怀之外开辟出“省身”的突围之策，即“大我”之外亦有一部分属于“我”的伦理温存。

主人公周秉昆作为大众阶层的代表，从小便受到了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兄姐“大众化”式的精神启蒙。在经历一生的磋磨与沉浮之后，周秉昆始终信奉着“好人文化”，“他不是哥哥周秉义，做不成他为老百姓所做的那些大事情。他也不是姐姐周蓉，能在六十岁以后还寻找到了另一种人生的意义……从小到大对自己的要求也只不过是应该做一个好人。尽量那么做了，却并没做得多么好。因为有了一个叫郑娟的女人成了妻子，他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也算幸运……他把她的手攥得更紧了”［19］。在日常生活与宏大理想之间，周秉昆始终紧贴着日常生活的轨迹游移。反观上述周秉义与周蓉在各自的政治与自由的理想激情退潮之后，又何尝没有在保留理想火苗之外，一定程度地皈依周秉昆“大众化”式的日常伦理世界。简而言之，在生活浑然一体的本相之中作为文学讲述者的梁晓声，又反过来模糊了道德理想主义所谓失落的界限本身。

再次，文本在“审美理性”觉悟的高度上，达到“理想激情”的否定之否定式回旋。梁晓声曾在讲座中谈到少年时读的苏联作家卡维林小说《船长与大尉》，“这本书，过去影响了他一生怎样做人，今天敲击着所有浮躁的灵魂”［20］。《船长与大尉》中肩负着同伴全部生存资料而走出去的“那个人”，被人世间的贪欲与虚荣而毁灭人性。他不仅贻误了同伴生命获救的机会，而且还骗夺了同伴的妻儿，尽管其在岁月的流逝间良心觉悟而将同伴女儿抚养成人，但是事实的真相最终也因养女的丈夫而水落石出。在人性向善与现世贪欲面前，人世间的“那个人”究竟应如何在“贪图探险功绩”的诱惑面前守住“怎样做人”的底线，是梁晓声一生思考的精神母题。而这个道德命题，在《人世间》中得到了确证。梁晓声安排知识分子典型周秉义、周蓉，在“大我”之外找寻到“我”的主体意识，大众典型周秉昆在“我”之外获得“大我”的理想熔铸。至此，萦绕梁晓声一生思绪的“怎样做人”的范式，在文本中通过不同阶层间“大我”指向与“小我”旨趣的契合，最终完成了道德理想主义主体的突围与重建。

参照“怎样做人”的线索解读梁晓声一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学创作，《人世间》便不再是既往以“理想激情”为原点，单向度的激情陨落与零向度的激情解构为价值半径的坐标体系，而是以“审美理性”为潜流，并支撑着水面形形色色的“理想激情”的潮起潮落，潮起之际有来自“审美理性”范畴的“超我”价值标准，潮落之际有来自“审美理性”范畴的另一类价值图景的显现，但无论潮起潮落，终究以各种人世向善的形式汇就“理想激情”之河。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梁晓声走出了驳杂的“知青”与“红卫兵”身份认同，在理性领悟的高度上拥入共和国浩瀚历史，最终达到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文学契合。

三 如何入史：《人世间》道德理想主义价值重构的文学史经验

米兰·昆德拉说：“我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受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的制约，而且这些处境使我们越来越变得人人相似。有什么办法可以不通过心理去把握自我？把握自我，在我的小说中，就是意味着，抓住自我存在问题的本质，把握自我的存在密码。”［21］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文学创作在后现代语境中陷入模式化、精神失落的泥淖，这不仅是其个体层面的创作问题，更是文学史层面“人人相似”的现实问题。在《人世间》中梁晓声究竟如何回应“自我存在”的本体之思，是其由文本意义升华至文学史意义的现实印迹。故而，本节拟基于此从“文学史”层面出发阐释《人世间》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学经验。

1.道德理想主义叙事模式的个案经验与突围策略。新世纪文学史滥觞于后现代主义大潮下的“解构主义”语境，一方面宏大叙事及其价值碾落尘埃；另一方面日常叙事及其指向捧上神坛。“某一时期，我倍感自己在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疲惫不堪，而且走投无路，而且不得不踉跄拐向荒诞一径”［22］。时代大潮裹挟下越来越多的作家像梁晓声一样，群体本位的道德理想主义写作深深陷入“模式化”的质疑之中。而当他们拐向后现代“日常”写作后，又面临着宏大精神失落与文学史经典化的现实难题。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从主流意识形态到文学界都意识到道德理想主义一地鸡毛的琐屑现状。2019年《文艺报》主编李云雷便表示“随着这个潮流（文中指后现代语境下‘过度个人化的趋向’）的影响越来越大，到了不需要论证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时候，作家、诗人的视野就越来越狭小，只限于日常生活与私人经验，而不能从中走出来……所以我们提出‘中国故事’倡导”［23］。由此可见，新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文艺精品，新世纪文学史需要收录什么样的经典文艺，由日常叙事及其价值转向宏大叙事及其价值将是解答上述问题的重要标尺之一。

《人世间》的成熟之处在于，梁晓声在日常价值向宏大价值转向的共识维度之外，更进一步站在了整体性视域上汲取日常叙事与宏大叙事的有益经验，并形成作为一种生活本相的“日常性”反哺“宏大理想”建构的文本现场。从文本整体叙事模式来看，《人世间》是一副由日常性点缀而起的时代及道德理想宏大画卷。作者没有将日常叙事及其经验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基于常规的日常性叙事视角，将其视域下“灵”与“肉”的生活要素突入宏大叙事的文学性表述范畴内。

比如，文本中在上部第九章中密集出现9次的“《怎么办？》”，是一场由周秉义到周秉昆的接力赛，这里没有“文化大革命”宏大的时代硝烟，而是由周秉义“我希望咱们周家的后人还能幸运地读到那些书……你就算是为许多人负起使命吧”［24］的殷切嘱托发起，并在周秉昆日常性的情感流动中构建起“文化大革命”宏大叙事的生活真相。“是因为听哥哥姐姐们说，此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写的……那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得令人根本看不下去……黑暗中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他觉得‘怎么办’三个字好生可怕”［25］。基于大众审美本位的秉昆在深谙《怎么办？》知识重要性的前提下，仍不可避免地产生领悟之“隔”。“水痕竟逐渐也成为了郑娟的样子……间或放下那部小说，回忆父亲言行的点点滴滴……国庆几次产生与吴倩分手的念头，又怕吴倩经不起那种感情打击……秉昆陪着叹息，他就联想到了《怎么办？》”［26］。“文化大革命”知识空间下的周秉昆在爱情、亲情、友情的交融启迪，在场者与旁观者的角色切换中，既完成了对宏大道德理想主义的日常性解构，又建构起日常情感萌发之上的“心灵史”宏大结构。可以说，在周家众生相中周秉义、周蓉作为传统的宏大理想主义者，其生命中融入“宏大理想追寻”与“日常诗意生活”的必要质素。周秉昆作为传统的小人物，亦在其日常轨迹上勾勒出“宏大理想启蒙”与“日常善意行为”的现实景观。《人世间》正因避免了“空中楼阁”式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学书写，方才在日常性自觉的基础上，搭建起人世间烟火气之上的宏大道德理想谱系。

2.道德理想主义叙事主体的内涵重构与现代转换。在上述《人世间》复活日常叙事维度上宏大叙事的原初意涵之后，其叙事学意义上的“行动元”们，即周秉义、周蓉、周秉昆等人物形象，实质上回应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启蒙叙事”的复杂文学史问题。以贾平凹《废都》中“庄之蝶”的精神失落与现实媚俗为显象，知识分子的文化阐释权让渡给普罗大众已是不争的事实。相应地，文学史期待知识分子启蒙主体性的复归，即重构“大众化”的模式亦是当下衡量文艺作品“经典性”的必要标准之一。

《人世间》启蒙叙事的经验在于，梁晓声在启蒙主体复归的共识层面上，进一步反思历经解构主义迷雾而归来的启蒙主体，并认为不应彻底否定日常视域对其内涵解构的“前世今生”，而应当接续着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时代命题进行思考，重新厘定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身份内涵，并且回归到文学史的高度回答未竟的“启蒙现代性”问题。可以说，周秉义、周蓉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启蒙者”，不同于自古以来知识分子俯视性启蒙大众的精英立场，不同于乡土文学知识分子平视性回归大众的民间立场，也不同于后现代以来知识分子零度性身份危机的无名立场，而是聚焦知识分子启蒙主体的内涵重构，在完善的“自我”人格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同步辐射启蒙效应。周秉昆等传统意义上的大众“被启蒙者”，既不同于传统启蒙叙事中配合启蒙者而存在的愚昧者形象，也不同于毛泽东文艺思想下改造知识者而存在的工农兵典型，而是拥有自身主体性存在，即在知识分子阶层潜移默化地感染下于点滴间但行好事的大众典型。因而《人世间》中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均着力于自我内涵重构，即便是政治型知识分子周秉义亦致力于“服务”而非“改造”大众，亦即二者间无意于构建“谁启蒙谁”“被谁启蒙”的叙事模式，而是在彼此内涵丰富的过程中互相对话、互相影响，并最终形成“启蒙”效用。

比如文本中的政治理想主义者周秉义通常被解读为正义清廉、为民请命的领导干部典型，但实际上穷其一生，周秉义都在“超我”的知识理性与“自我”的政治理想之间相辅相成、矛盾相生。“文化大革命”语境中秉义与其他读友通过讨论外国文学阐述真理认知，以及为了诗性心灵的相契而不畏现实压力，坚持与被“打倒”的副省长的女儿郝冬梅相结合，都是他追寻“超我”理想的明证。从表面上看，秉义是在岳母金老太太的鞭策与自身的精神信仰之下逐渐实现政治理想，但实际上秉义是在“超我”层面的诗性真理的启迪与作用之下，不断妥善与协调着其在实践“自我”层面的不适与挫败。按照传统启蒙叙事理解，秉义退休后被诬告标志着启蒙行动的失败，而秉义“从荷兰回国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27］则标志着启蒙主体的颓败。可是这无法解释文本在秉义遭诬告之后，借冬梅之口表达“作为他的亲人，一定要相信他的清白，也要相信中纪委绝不会冤枉任何一名干部”［28］的叙事意图。实际上，这充分阐明了周秉义道德理想深处的“超我”绝不在于眼前的政治理想得失，而是更执念于普遍的知识真理，更选择相信“国家进步”的前进方向。抑或说，周秉义所呈现出的“大我”之外亦有“我”并不是日常精神对宏大政治理想的胜利，而是其“超我”层面的知识人格的不同现实表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现实影像。

秉义在“大我”外所显现的“我”，醉心于“除了早晚与妻子冬梅散散步，终日在家读书、练书法。他还和冬梅上了几次北普陀寺，与萤心和尚讨论佛教文化”［29］。这与中国传统士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神韵相通。而周秉义的“悠然见南山”，实则指向了日常生活情势下的淬炼“超我”，亦即周秉义显现出传统士人人格的现代转换。面对未竟的“启蒙现代性”问题，周秉义的启蒙主体现代重构直面张未民所提及的“唯启蒙现代性的价值偏向又使其以启蒙论的价值现代性为统领，尤其以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为主导，封闭和遮蔽了更加丰富的现代性内容”［30］。正因为周秉义内心始终保有一片属于“超我”的精神园地，所以才能将渐趋意涵窄化的启蒙现代性赋予全新内容，即让“善意传递”式的启蒙现代性精神指向与“悠然见南山”式的生活现代性现实载体相融合。

3.道德理想主义“讲述者”的写作高度。新世纪文学史呼唤大作品，也是在呼唤响应时代脉搏的大作家。谢有顺认为：“当代文学写作目前在消费主义的刺激下，几乎集体转向了经验书写，并最终被经验所统治，这个时候，必要地疏离经验、转而使经验获得存在的品格，就显得异常重要。”［31］换言之，梁晓声以往知青小说中备受争议的道德理想主义书写，同样存在作者知青身份“最终被经验所统治”的异化现象。

当《人世间》中作者的身份意识由“知青”逸入“共和国同龄人”时，梁晓声超越既往“知青”与“红卫兵”的身份认同，最终“使经验获得存在的品格”的意图建构彰明较著。比如梁晓声借金老太太之口表示：

近来我也常反思一个问题，当年我们两口子，你们两口子，都是底层人家儿女。我们闹革命依靠的是老百姓，为的是老百姓，那是真心实意的，不怕坐牢，不怕牺牲。革命胜利了，我们成干部了，还是愿意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勉励自己。可是呢，我们的儿女搞对象，我们却特别反对他们与老百姓人家的儿女结成夫妻。说到底，是我们自己怕和普通老百姓结成了亲家。我说到根儿上没有？［32］

正如米兰·昆德拉所想，“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是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33］金老太太对道德理想主义“异己”力量的思考，已不仅停留在“经验”的反思水平，而是将“经验”指向未来的可能性领域，即“我们”在时空的长河中不自觉地走向了初心的对立面，并且这种在金老太太看来不可逆的现实趋势，最终在其对自身的诘问中获得了“经验存在的品格”。

与此同时，梁晓声“共和国同龄人”的经验自觉，同样将《人世间》指向“保卫历史”的道德理想主义“立传”大潮中。刘大先认为，文学书写之中，无论是历史主义还是功利主义，都游离在有效的历史书写之外，前者舍本逐末，后者泛滥无涯。因而我们必须保卫历史，保卫它的完整性、总体性和目的性，不要让它被历史主义所窄化，也不要被功利主义所虚化。重新恢复那种蕴含着情感、公正、乌托邦指向的‘大义’历史观，文学艺术需要寻找到自己独特的叙述维度。”［34］这也不难理解梁晓声在面对“当代生活历史化”的趋向时，选择为一代国人“立传”。文本中一生带有“大三线”精神印记的“周志刚们”，作为最早的共和国建设者，其思想信条彻底型塑于一体化时代的价值导向，即对“集体荣誉感”的珍视与操守深深融于他们的骨血之中。一体化时代的崩解与后现代语境的解构所导致的价值信仰之“隔”，使“周志刚们”的精神价值存在虚无化与污名化的危机。梁晓声看到了当下“周志刚们”实体生命逝去的无可挽回的必然规律，意识到他们的生命逝去会使得一代人的记忆失去“在场”的证明，故而梁晓声选择用《人世间》挽留着这一切，并保卫着一代又一代国人的道德理想主义“历史”。

四 结语

《人世间》与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的纠葛让我们回到文学史起点，重新勾连文本与文学史现场之间的“前世今生”，重新探寻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文本突围与文学史经验生成的鲜活路径。张志忠、张细珍等学者都注意到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创作内部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质素，张志忠更直言其与《人世间》的紧密关联，“他（梁晓声）和时代一起经历了理想主义命题的正、反、合，执着于时代感，对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切身体验，让梁晓声心中有积郁很久的情感，有寻找爆发点的巨大能量。”［35］这也正如梁晓声自己所表露的，“不论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风格尽可迥异，但宗旨却只有两点——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又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人类进化的大方向只能是继续向好人性进化的方向”［36］。

尽管梁晓声本人有过后现代大潮下的彷徨历程，并袒露为“荒诞”的一极。学界也同样注意到了《人世间》与梁晓声道德理想主义主题的延续。但是，这并不意味文本中各式道德理想主义者的“突围”是对遥远的“知青”模式的回敬，相反，梁晓声在正视曾经弥漫文坛的日常性叙事经验的基础上，谱写出一曲日常性烟火气上娓娓而起的宏大的道德理想主义之歌。简言之，《人世间》在文本及文学史维度上对传统“道德理想主义”叙事模式的突围，于梁晓声而言只是以文学“讲述者”的姿态，反映共和国道德理想主义的现实历史。当下评论界两极化、概念化的“梁晓声现象”，则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梁晓声与道德理想主义文学写作的真实空间，唯有重回这一真实空间的文学起点，我们才能更公允地看到《人世间》与道德理想主义价值重构的文本乃至文学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