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叙事：论科学时代事实叙事的局限及其克服

苏振甲

伽达默尔在《科学时代的理性》一书的中译本自序中写道：“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工业革命时代同已形成的各种传统有一种独特的关系。极为不同的过渡是在这些传统中发展起他们的文化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科学正把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应用扩展于整个世界。”〔1〕叙事的领域亦然。它已经按照科学的基本要求与基本精神，将事实叙事作为科学时代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但这种叙事本身却始终无法窥见实际性生存的本质真相，反而在范畴框架中将事情本身区隔开来，丧失基本的存在论基础。

一、科学时代事实表达的实际性分析

近代以来，笛卡尔为自明性问题绞尽脑汁，他说:“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坚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我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2〕因此，试图找寻严格的逻辑起点构建知识，在经历长期的思量之后，逻辑起点不得不回归理性的自我认识，即理性率先将自我意识确证为起点，笛卡尔指出，“我发现，‘我想，所以我是’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3〕

斯宾诺莎沿着这条路线继续推进，直到伟大的怀疑论者休谟的出现让理性的科学论证成为不可靠的心理联想，因为论证最为基础的根据就是因果关系，在休谟看来，“原因的概然性有好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