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媛”背后的社会病

塔盖

曾几何时，“媛”成了一个负面的词语后缀。“名媛群”里拼酒店下午茶的“拼媛”、雪地里不畏严寒穿着比基尼凹造型的“雪媛”、书店图书馆里穿着露背装选书的“书媛”、乔装医生把白大褂穿成开衩裙的“医媛”……且不说这类人群自身的问题，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掀起的仿效热潮值得批评和反思。

各种“媛”层出不穷。近日，网上还出现了一批“病媛”，是指那些在社交平台上，放出自己患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乳腺癌、抑郁症等经历和照片的女性博主，她们有着“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妆”，有时还会带货，比如疤痕修复贴、保健品等。

当网友们讨论“这也太作秀了”“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时，事件却出现了变化。文章中部分被曝光照片的博主发声回应：自己确实是生病了，化妆、拍照、分享經历，并没有错。

“我躺在手术台上七八个小时，那是在玩吗？”

“我本来就是一位喜欢记录的小博主，我做手术之前会去搜索很多相似的病例，这样可以让自己更多地去了解这个病情。所以做完手术也是很乐意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去帮助更多的人。”

事情全貌尚未清晰。单个患者的病情是否真实，目前也没有定论。但“病媛”这个词背后所透露出的现象和争议，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患病等同于受难吗

一个生病的人，精致和化妆是错误吗？“病媛”这个词，为什么让很多人觉得冒犯？患者分享自己的治病经历，是否会产生新的健康陷阱？生病，就不能化妆和快乐吗？

“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妆”的指责，背后是对患者的刻板印象。一个生病的人，正遭受着疾病的折磨，理应面黄肌瘦、蓬头垢面，理应抑郁度日，这是多年来我们对于疾病的全部想象。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认为：“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人们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如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等，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人们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

然而，随着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在公共平台分享自己的日常。其中对于病患最重要的意义可能是——一种对“疾病的隐喻”的打破。

当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病患不再受制于床榻之间，而是在病服之下，仍然还在做精细的形象管理，整理自己的患病与治病经历，甚至有妆法痕迹、拍照上传个人平台的时候，“病媛”的概念就被提了出来：病人，怎么会这样呢？

实际上，在不影响治疗的情况下，患者化不化妆、拍不拍照、上不上传社交平台，都是个人自由。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疾病有轻重，个人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医院里有重症监护，也有日间病房。如今的各大平台上，越来越多的患者会用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记录自己与疾病对抗的故事。有穿着假肢去冒险的男生，有剃了光头在病房大笑的姑娘，有在医院唱歌给自己打气的绝症患者，也有放弃治疗选择旅游的老人……

生病后的人生，不是只剩痛苦和焦虑，也可以拥有精致和阳光。“努力生活，努力求生，有什么不好？”

歧视性标签

对“病媛”的定义和讨论，除了存在对“病患”的刻板认知外，很多人也被“媛”字之中所承载的标签和女性意涵所刺痛。而“媛”这个原本形容女性美好的汉字，在一次次标签化的使用中，也带上了一层微妙的负面意味。

某种程度上说，对于性别的归类，一直都是在给某个群体做一种辱骂定义的手段。绿茶婊、便利贴女孩、恐龙女、宝马女……以“女性”的词藻“媛”“婊”“娼”“嫖”作为结尾，再拿食物、动物、物品、爱好作为前缀。

面对层出不穷的女性“新词”，每个使用者都曾有过从陌生、接受到使用的过程，也都曾有过疑惑、以及对某个词的偏好与排斥。那些最终被留下的词语，也会成为社会性别文化的微观结石。

主动给中性词加上“性别指征”，如“女医生”“女司机”“女博士”，给病患加上了“病媛”的称谓，是一个不够文明、也有失体面的行为。

正如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Toni Morison所思考的：性别歧视的语言、种族歧视的语言，不能也不想激发知识和思想的交流，压迫性的语言不仅象征着暴力，它就是暴力本身，它不仅体现了个人的知识局限，它也限制知识。

带货账号人设的疯狂迭代，并非一日之寒，“书媛”“病媛”不过是强行打上的标签。在这次的话题争议和讨论中，如果确实有人伪造生病做非法的流量生意，无论是“她”或“他”，无论有没有妆容、是否精致，那都应该只有一个称呼：骗子/违法者。

别打错了板子

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分享治病经历，是广告还是记录？“借病带货”，是谁之过？

同时，我们能理解，有些报道本身也想抨击这个社会上存在的另一种现象：即借着疾病（甚至可能是装病）包装自己，通过共情拉近与患者的距离之后，再打一个“信息差”，利用这种信任关系，将一些三无产品推销或高价卖给患者。

医药广告一直是监管的重点，但同样也是难点。如果说普通的消费品，上当了也就是损失点儿钱，但非法医药广告的背后，可能就是人财两空的悲剧。大家还记得被男科小广告、黑心小诊所、非法保健品广告支配的恐惧吗？

在这个事件中，我们需要看到另一面：“分享”和“广告”的边界，存在模糊地带。事件的发展总是螺旋上升的，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广告、带货的方式在发展，而监管行为也一步步跟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四条：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性，能够使消费者辨明其为广告。同时，大众传播媒介不得以新闻报道形式变相发布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广告”，与其他非广告信息相区别，不得使消费者产生误解。在网络时代，这一法律条文的适用场景自然也进行了拓展。

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医疗、药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医疗器械、农药、兽药、保健食品广告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广告审查机关进行审查的特殊商品或者服务的广告，未经审查，不得发布。

2018年，自媒体浪潮兴起，《中国工商报》特别发文指出：软文广告要有法律硬约束。并要求净化自媒体软文广告，软文广告必须明确显著标明为“广告”，让读者能够清醒地辨明其为广告。如今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交平台上以分享形式行推销之实”的现象确实存在。同之前被炒作的“书媛”一样，所谓的“病媛”，不过是一个强行打上的标签，在这一波热度退潮之后，只要能卖货，这个标签也可以是“电脑媛”“车媛”——而这种现象，才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重新来看报道者给“病媛”的定义：利用病人身份带货的人。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问题并没有被触及：以病人身份带货，是否有利用信息差、与病人身份共鸣炒作的嫌疑？这些推广的医疗产品是否有正规批文？是否符合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平台为何放任一波又一波的炒作，而不出手监管？

事件发酵后，有短视频平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清理和关闭，尤其是针对其中恶意营销的违规行为。对真正“借病营销”的打击，或许是一个好的开始，也是对真正患者的尊重。而被媒体强行捏造的“病媛”，应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不是舆论对一群人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