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岭上的红点

余秋雨

一

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

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给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底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摩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扒在窗口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我眯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沉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

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才6岁，她比我大10岁，同上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

这么一个女孩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逶逶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

这件事，远近几个山村都知道，因此每天注视这个红点的人，远不止两位女性。这红点，已成了学校上课的预备铃声。只要河英一爬上山顶，山这边有孩子的家庭就忙碌开了。

二

女孩到十五六岁，在当时的山乡已是应该结婚的年龄。早在一年前，家里已为河英准备了婚礼。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新娘子找不到了。两天后，在教室窗口，躲躲闪闪地伸出了一个漂亮姑娘蓬头散发的脸。她怎么也不肯离开，要女教师收下她干杂活。女教师眼波一闪，拉起她的手走向办公室。

那天，河英从办公室出来，她和几个女教师的眼圈都是红红的。当天傍晚放学后，女教师们锁了校门，一个不剩地领着河英翻过山去，去与她的父母亲商量。第二天，河英就坐进了我们教室，成了班级里第二个不姓余的学生。

这件事何以办得这样爽利，直到我长大后还在经常疑惑。在山村，新娘子逃婚可是一件大事，哪部小说、戏曲一写到这样的事不是渲染得天翻地覆、险象环生？河英的父母怎么会让自己的女儿如此干脆地斩断前姻来上学呢？我想，根本原因在于几位女教师的奇异出现。

山村的农民一辈子也难得见到一个读书人，更无法想象一个能识文断字的女人。那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气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词。她们居然说，把河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

据说，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的“婆家”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办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三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個大姑娘，运动衫裤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

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不断抻拉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引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嘁嚓，过后又是一片寂静。而河英，则把头昂起，开始跨栏、滚翻、投篮。

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河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县城买来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迭着三度景深。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此后，常能听到家长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退学了，男孩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近似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了女教师，希望将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得惯这样的学生。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米根打听一下。”

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陈米根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出一杯茶来放在柜台上。店堂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

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了吧，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

这个话题谈下去对我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女人就那个样子了，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与儿媳妇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连我的名字也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了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个儿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回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岭。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逝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