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特性

□王公龙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3）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提出的具有重大原创性的价值体系。2015年9月，在纽约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1]。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近年来，学术界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注度日渐升温，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于阐释其基本理论构成，揭示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些研究无疑有助于扩展观察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视野，展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但问题在于：表面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与西方“普世价值”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如果不从理论上区别两套价值体系，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同，进而造成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理论误判。而且，在当代国际政治实践中，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将不得不长期面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挑战，如果不对这两套价值体系进行清晰辨明，就可能造成实践上的被动，甚至会偏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进方向。因此，要深化认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意蕴，进而准确把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就必须从理论上对这两套价值体系进行多维度比较和梳理，深刻揭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特性及其对西方“普世价值”的理论超越。

一、立足现实的价值观

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以主体为尺度的主客体统一的状态，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和意义。主体性是价值的根本属性。研究和讨论价值，首先应该明确价值主体是谁，也就是对于谁的价值，对谁有用，满足谁的需要[3](p6)。价值的主体可以是人、群体或社会，价值客体则是与主体有关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存在。

“普世价值”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大力宣扬的价值体系①这套价值体系主要体现在三个逻辑层面：一是指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法治等价值理念；二是价值理念的制度化形态，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如私有化、市场经济、三权分立、多党制、普选制等；三是依据价值理念提出和制定的规则规范、行为准则等。通常，人们是在第一层面上讨论“普世价值”。。从哲学基础看，这套价值体系的理论根基是抽象人性论，认为无论身处世界上哪个国家或民族，只要是人，就具有人的类特性，也就是人性。只要承认我们都是人，就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就有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普遍的价值准则。从抽象人性论出发，“普世价值”论者认为无论世界上各个民族、国家的差异有多大，基于共同的人性基础，人世间总会存在着超越国家、民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文明社会都普遍认同的永恒不变的价值观。由于人性是超越现实、超越历史的存在，既不可能因人而异，也不可能随时代发展而变化，更不可能随着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变化而发展，反映人性的价值观自然也应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抽象范畴，是普遍的、超历史的和永恒的存在。

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人性论的价值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虽然是自然存在物，人性也确有一定的共同性，但人更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139)。而且现实的个人都是一定历史中的人，是具体的历史存在物。人性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的。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和实践性决定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性。这套价值体系形成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反映了当今世界全人类共同的客观需求，是具有高度现实性的价值体系。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千百年来，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时不可避免地会碰到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从而产生一些共同的需要，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同时，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过深刻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也是人类价值共识形成的宝贵资源。这样看来，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理论家凭空想象的产物，更不是政治家提出的政治高调，而是对人类历史中的经验和教训从观念形态上进行理论提炼和概括的产物。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普遍交往的结果。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是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生成的强大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4](p168)。世界历史到来后，“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4](p419)，“世界文学”的逐渐形成，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形成也就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人类普遍交往的拓展以及与之相伴的思想文化互动的深化，不断地促使人们在价值判断、价值规范、价值偏好上形成了某些共识。从这一意义上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全人类普遍交往不断深化的实践需求。历史越是走向世界历史，全人类形成共识的条件就越充分，塑造共同价值的实践动力就越强劲。

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对当下国际现实矛盾的积极回应。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始终如一把巨剑悬置于人类的头上，动辄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成为霸权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式，人类的普遍安全问题远未得到解决。此外，气候变化、环境恶化、全球卫生、恐怖主义、核战争等困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呈现爆发式增长，全人类利害相关早已不是一种理论的假设，而是人们可以感知的经验事实，人类前所未有地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5](p46)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想越是面临挑战，国际社会对维护和捍卫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愿望就越是强烈，倡导并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就越是显得重要而紧迫。

二、关照全人类的价值观

从理论内涵看，西方“普世价值”既包括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又包含西方资产阶级特殊的利益诉求。那些反映人类共同美好愿望的价值追求，是人类在长期奋斗中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但在价值主体上，“普世价值”论者并不承认价值主体的普遍性、广泛性和多元性，而是始终坚持以西方国家为唯一的价值主体。

为了占据价值观的主动地位，“普世价值”论者刻意宣扬价值观念的普适性、唯一性、排他性，一味强调其中普遍性的共同追求，极力隐蔽这些概念所代表的特殊阶级的利益诉求，试图把某些西方国家所主张的特殊价值装扮成全人类的普遍价值[6](p5)，用普遍性遮蔽特殊性，用人类性掩盖阶级性。但事实在于，其试图隐藏的价值追求才是其价值观的关键所在，“普世价值”只是虚幻的表象而已，本质上只是地域性价值观，是以西方国家为价值主体的、以谋求西方国家现实利益为目标、集中体现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背景的价值观。在当代国际政治实践中，“普世价值”更是被西方国家日益露骨地实用主义化，成为西方国家谋求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工具，成为霸权国家任意干涉所谓非民主国家的光彩的遮羞布。塞缪尔·亨廷顿就曾坦言：“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7](p45)

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基于全球性视域的、关照整个人类的价值观，是覆盖所有国家、民族和个体，真正体现普遍性关怀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以全人类为价值主体，以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为依归，以关注全人类前途命运为崇高的使命追求。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全人类中心主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全人类理性的价值选择。习近平曾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关系必然要求与之相适应、相契合的价值体系。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全人类为价值主体，不仅关注全人类的整体发展和前途命运，而且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关系，追求人类社会普遍的和谐与稳定。这里讲的“全人类”是超越了民族、国家、地域、文化等局限的整体性概念，涵盖东方和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群体和个人。无论身处何处，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这些价值的追求者、创造者、享有者和维护者。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全人类共同的利益需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人类命运与共，其利益主体是整个人类社会，而不局限于特定国家集团或特定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的相互联系和依存持续加深，利益交叉、重叠不断增多。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呼声。共同利益呼唤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国际社会对共同利益关注的价值表达，反映了世界各国、各民族谋求实现共同生存、共谋发展、共享红利、共担风险的现实需要。此外，由于国家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人类整体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成为确保个体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任何单个国家都无法狭隘地盯着自身利益、局部的收益而无视全人类的共同未来与命运，而是必须将各个国家、民族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整体发展有机统一起来，在共同体的框架下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身处这样的时代，追求和平与发展，谋求公平与正义，寻求民主和自由，这是各国理应寻求的共同价值取向，符合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

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全人类共享的价值导向。“普世价值”并非全人类共享性价值观。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对外关系实践中，自由、民主、人权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共享性价值观。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把实现价值共享作为目标导向，努力使之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共享价值。为此，中国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积极主张“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1]，强调全球经济治理“应该以共享为目标，提倡所有人参与，所有人受益，不搞一家独大或者赢者通吃，而是寻求利益共享，实现共赢目标”[9]。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沿线国家共享发展机遇。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以实际行动让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机会。

此外，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指明了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全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也指明了实现价值的责任主体，这就是整个人类，包括每个国家、民族中的每个个体。无论是追求和平发展、争取公平正义还是促进民主自由，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并不是部分国家、少数群体的特殊责任，而是国际社会中所有行为体的共同责任。只有人类社会中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并为此做出持续的、不懈的努力，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想才可能逐步实现。基于此，习近平反复强调：“维护和平是每个国家都应该肩负起来的责任。”[10]“各国有责任维护国际法治权威，依法行使权利，善意履行义务。”[11]“我们敦促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性责任，兑现减排承诺，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1]

三、包容差异的价值观

在思维方式上，“普世价值”是具有排他性的价值体系。它从两极对立、零和博弈的思维出发，在价值取向上坚持“整齐划一”，以“一”排“多”，秉持价值观上的唯我独尊，否定价值观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在“普世价值”论者看来，这套价值体系既可以超越时空，贯穿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始终，永恒存在、永不过时；又可以一统天下，跨越任何空间，以打破所有民族、种族、阶级、国家的界限，对世界所有国家均普遍适用。沿着上述逻辑，“普世价值”论者将所有的非西方价值观念看成是特殊价值，否定后者的普世性、合理性，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与其共存的可能性。在对外关系实践中，“普世价值”便撕下其抽象价值共识的伪装，呈现出思想统治的形式，即将自身定位为一定历史条件下支配人们头脑、规范人们行为、支撑相应国家制度的统治思想[12](p46)。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一些西方国家致力于将“普世价值”推向全球，动辄对那些不听命、不顺从的国家挥舞各种政治、经济、安全大棒进行打压，使“普世价值”呈现出强烈的对外扩张性、攻击性和野蛮性，成为造成国际政治紧张的毒瘤。世界上的诸多安全问题、人道主义灾难等也因此而生[13]。

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超越了价值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两极对立”思维方式，主张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实现共存、共生、共荣。为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尊重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文化、历史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世界不同文明间相互对话、交流和融合的基本事实，坚持价值观多样性存在的合理性，既强调价值观念上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又争取在价值表达上实现普遍性特殊化、特殊性普遍化。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坚持价值共性与个性统一的价值体系。从共性看，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和价值追求，正是这些共性让人类和平相处、共同进步成为可能。但同时，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存在并不否定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阶级和不同发展水平背景下的人和群体拥有不同个性，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具体的差异性。其实，正是这种差异性让人类文明成为多样性存在，彼此之间可以在相互吸收和借鉴中共同发展和进步。即便是共享的共同价值，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也可以与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相结合，呈现出差异化的表达形式。比如，民主是东西方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民主鲜明地体现出社会主义属性，即它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在实践运行中，中国强调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独特国情的协商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显然，这种独特的民主理念和实践模式与英美国家的自由民主、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有着显著的差异。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秉持求同存异的价值体系。价值观的形成，是与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现实状况相联系的，各国各民族在价值观上呈现出差异性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基于全球化时代价值观念多样性的客观现实，中国积极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目的就是在尊重价值差异性的基础上凝聚基本的价值共识，试图改变当今世界价值失衡、失范和冲突的状态。但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不是对多元的价值存在进行简单的否定或替代，而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价值上的最大公约数，达成最基本的价值共识。这种凝聚价值共识的努力不是寻求某种特殊价值的输出与推广，而是倡导承认和尊重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念存在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包容国际社会中的所有价值形态，塑造一个既满足各国自身发展需要又能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表达，以促进困扰人类的共同难题的解决，以开辟人类的美好前景。比如，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自由”，不是任意地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凌驾于他国或国际社会的霸道“自由”，而是维护和尊重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明都有自身独特发展的自由，即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存共生的状态下，既能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又能摆脱孤立的状态；既能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共同体，又能不依附于任何外在的强权和压力；既能在共同体中谋求自身发展的机会，又能以自身的发展贡献于共同体[14](p6)。不同文明共同迈向“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5]的理想状态，各民族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逐步地迈向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状态。

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倡导相互借鉴的价值体系。文明的自由发展不是一种与世隔绝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文明可以在相互交流和对话中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文明的多样性为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创造了条件。文明间相互借鉴必然包含着价值观的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在取长补短中不断地丰富价值观的时代内涵。不同文明背景的东西方国家可以在价值交流和对话中吸取对方的合理价值元素和内在精神，充实自身价值观的思想内涵和实践形态，增强自身价值观的时代生命力。比如，在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可以借鉴东方国家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等价值理想，东方国家则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在民主、法治等方面的某些合理的因素，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价值理解和价值融通，在对话沟通中缩小价值分歧，在相互借鉴中促进价值共享。正是从上述意义上，习近平呼吁：“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0]当然，开展价值观文明交流互鉴理应秉持相互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采取的方式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单一的、单向的。那种“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10]通过价值对话和相互借鉴，“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16]，“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

四、倡导平等的价值观

从政治本质看，“普世价值”不是追求平等的价值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全球殖民过程中依托强大资本实力构建起自己主导的等级分明的世界秩序，造成了世界范围的、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产阶级全球扩张的结果时深刻指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p404)“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4](p405)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依托强大资本实力的西方国家在与非西方世界的交往中，总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教师爷般的优越感宣扬西方价值观的“文明”与“伟大”，以强势而霸权的“普世价值”话语居高临下地审视世界。西方“普世价值”论者对此深信不疑：西方政治文明提供了整个世界发展的范本，具有价值上的普适性，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顶峰也就成为野蛮或半开化的非西方终将趋向的历史目标[17](p104)。

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政治本质上是平等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以主权平等为基本立足点，倡导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主权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在国际社会中以主权平等为原则建立国际规则，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尊重他国正当的话语表达机会和权利。

一是主权平等。主权平等来自人格平等。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作为个体降临人世间后，不论在种族、阶级、信仰、肤色、财富、性别、国籍、知识、能力等方面有何具体差异，都应是平等的，都有其不容侵犯的人格和尊严。国家和民族是由人所组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展至国家和民族层面，就形成了国家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必然要求，进而形成国际社会公认的国家自主、民族自决等权利原则。换句话说，主权平等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派生物，是人与人之间平等原则在国际关系上的具体体现[18](p115)。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主权平等的价值体系，蕴含着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内在要求。比如，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民主”，并不是少数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更不是个别国家主宰他国命运、为他国做主，而是国家关系民主化，即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必须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就要求秉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自由”意味着任何主权国家都拥有独立自主地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开展治国理政的自由选择权，拥有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的自由权利和在国际社会中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正当权利。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立场出发，世界各国之间应相互尊重彼此之间平等的国家地位，尊重各国人民对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二是规则平等。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有效调节国家间关系，确保国际秩序正常运行，离不开具有权威性的国际规则。所谓权威性不是生成于个别实力强大国家或少数国家集团的主观意志，而是生成于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目标追求和每一个国家都可以从中获得的发展机会的美好愿望，生成于全人类共享的价值理想。要做到全人类共享，价值观念就必须体现平等性，即在国际规则面前，所有的主权国家地位平等，具有平等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任何国家行为体都不应被排除在外，被人为地剥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任何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将自己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鉴于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社会必须基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承认并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尊重以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通过规则平等的原则来协调和处理各国之间的复杂矛盾和利益关系。为此，2020年9月21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纪念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将始终做多边主义的践行者，并呼吁世界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的坚定承诺。针对西方少数国家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要求别国遵守体现它们私利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2021年5月6日习近平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再度强调：“世界需要真正的多边主义。各国应该按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办事，不能搞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不能借多边主义之名拼凑小圈子，搞意识形态对抗。”[19]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在“霸权模式”下建立的，体现的是典型的“西方治理”和“霸权治理”，西方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拥有治理的议题设置权和最终决策权。这样的治理制度不仅不可能让绝大多数治理主体获得应有的权力和权利，反而固化了大国权力主导下的“中心—外围”结构[20](p6)。实力相对较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不得不以“被治理者”的身份处于“外围”治理结构之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让全球治理成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途径和重要载体，同样必须秉持规则平等的精神，争取实现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通过制定规则平等的全球治理秩序客观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调整，兼顾广大发展中国家合理的利益需求，确保全球治理体系的可持续运行，有效抑制日益扩大的全球治理赤字，并为逐步消解全球治理赤字创造条件。

三是话语平等。所谓话语平等是指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尊重他国正当的话语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在当代国际政治中，西方国家依托强大的综合实力和国际传播能力，长期把持国际舆论场的主导权。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时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处境。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应包括尊重各国在价值观上拥有平等的话语表达权，让世界各国都能在国际舞台上拥有阐释自己观点的机会，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价值观层面的对话和交流。制度性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机制的规则制定、规则执行中的角色、地位与分量，事关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参与权、代表权、发言权、投票权等各项具体权利。倡导话语平等，就是要把维护各国平等的制度性话语权放在突出的位置，防止霸权国家或少数既得利益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垄断制度性话语权，造成国际体系中“主导”与“从属”的不平等关系。为此，中国主张改革现有国际机制，特别是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全球治理改革实践中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通过调整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话语权的平等性。同时，在诸如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气候变化、核安全等问题上，中国积极提出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努力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国际话语权平衡发展上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五、崇尚道义的价值观

所谓道义是指道德和义理。《易·系辞上》：“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管子·法禁》：“德性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现指道德和正义[21](p1281)。在国内层面，道义是体现社会道德标准的价值和行为要求；在国际层面，道义体现为对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认同和遵守，而这些基本准则是当今国际关系体系有序运行的基础条件和根本保障。从道义追求看，不可否认，“普世价值”形成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在历史上推动思想启蒙，促进社会觉醒，体现出某种道义性。但随着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取得了统治地位，“普世价值”的道义性色彩便逐渐褪去。在当代国际政治实践中，西方国家为达到“西化”“分化”世界的政治目的，将推广“普世价值”看成国际竞争中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霸权的思想工具。他们日益背离自己宣扬的价值理想和价值准则，早已把价值的道义性、公平性置之脑后，其道德虚伪性逐渐暴露在世人面前。比如，在国际政治中动辄大搞“双重标准”，对自己，把“普世价值”放在一边，嘴上说的是“普世价值”，干的却是我行我素，“美国优先”“美国例外”，动辄挥舞大棒，以“颜色革命”为手段、以武力强权为后盾，不惜诉诸武力和战争手段，造成对他国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极大危害。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先后发动的一系列战争，铸成了当代国际关系史上诸多令人不齿的道义灾难。

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则不同，这套价值体系把维护道义当作题中应有之义，让道义性成为价值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色，力图在凝聚和践行价值共识中始终占据着道义制高点，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进程中彰显出强大的道义力量。

首先，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人类共同接受的道义尺度。和平、发展是道义实现的前提。人类历史上的无数次战争启迪世人：战争意味着灾难甚至毁灭，人类要生存、要安全、要发展就必须反对战争，争取和维护和平。即便是正义的战争，其最终目标依然是追求和平。发展是进步的条件，也是消除冲突的根本之道。公平、正义是道义的最集中体现，不公会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给人类带来纷争和痛苦。正义是人类坚定而恒久的价值追求。公平和正义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公认的美好价值，始终为一切追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所认同和推崇。民主和自由的底色是道义。民主与专制相对立，人类渴望获得民主，反对专制。自由与独裁相对立，危害人类的尊严，为了自由就必须反对独裁。和平与发展为人类实现道义追求提供了基础条件。公平和正义则是道义追求的直接体现。民主和自由是实现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道义追求的有力保障。全人类共同价值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展示道义的理想，三个方面相互联系，融为一体，全面表达了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景和高尚的道义追求。

其次，全人类共同价值着眼于克服当下国际政治中非道义痼疾，增加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道义性。毫无疑问，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权政治、武力威胁、武力侵犯等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经常沉渣泛起，形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又一个道德洼地和道义痼疾。为了让人类社会呈现出更多的道义亮色，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一整套具有鲜明道义性的价值准则，并将这些价值准则融入一系列建设美好世界的构想和蓝图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价值支撑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本身就蕴含着人类社会道义原则的载体和平台。道义是理想，道义是规范，道义也是力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充分表达了全人类的道义追求和向往。如果说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那么，全人类共同价值中蕴含的道义理想则是确保人类命运共同体航船扬帆远航、行稳致远的压舱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新形态，以彻底告别基于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传统国际关系，这其中的关键是体现道义性。因为构建公平正义的国际关系是世界各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

再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义性为当代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所验证。在当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中，中国始终不渝地在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努力让新时代中国外交彰显出鲜明的道义性。为此，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全球治理中，中国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致力于构建平等协商、互利共赢的美好世界，实现全世界可持续的和平、稳定、繁荣与发展，努力让全球治理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总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在互动实践中开展价值交往的产物，以全人类为价值主体，兼顾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独特性，不仅与“普世价值”有着本质区别，而且在理论根基、理论视域、理论境界、理论目标、理论道义等方面全面超越了“普世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国际社会确立了明辨国际问题是非，推动国际社会进步的价值标准，反映了全人类维护共同利益的现实需求，承载着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景。这是世界历史形成以来人类第一次提出的、引领人类前进方向的非西方价值体系，构建了一整套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价值理想、价值逻辑和价值追求。作为世界各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巨大的潜力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成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和繁荣的重要精神力量。这套价值体系不仅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基础，而且赋予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以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和强大的道义力量，无疑将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而持久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