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华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201600)
贝克指出,现代社会风险的来源不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美,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制度化”的风险[1](p225)。科层制在应对常规问题时,凭借其积累的理性制度足以应对。然而,应对例外状态时,科层制往往陷入知识和信息贫乏的窘境。科层组织面对不断涌现的公共危机与社会风险,如果无法从制度上做出有效的回应,其关注的焦点自然转向技术治理,寄希望于技术手段来赋能科层制,以提升科层组织化解与应对风险的能力。目前区块链技术在西方公共治理中的运用场景非常广泛,如澳大利亚将区块链技术用于选举投票系统,以做到防篡改、可追溯、匿名和安全;格鲁吉亚共和国与比特币公司合作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土地注册系统,以保证数据安全,精简财产登记手续;莫斯科居民使用区块链技术进行全民公投;英国运用区块链追踪福利基金的分配与使用;美国国土安全部寻求利用区块链技术保障美国边境摄像头的安全。区块链的价值在公共治理中已得到彰显,也为科层制优化带来希冀与展望。
科层制度是基于严密的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其权力运作体系遵循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链。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作为科层官僚理论的集大成者,构建了理性科层制的范式与思想图式。韦伯认为“理性的国家是建立在专业官员制度和理性的法律之上的”[2](p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