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盼晴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产权始终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议题。产权制度设计不仅决定土地所有权权属和权益的配置,还决定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属性[1]。2015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已组织开展了4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覆盖全国80%左右的县(市、区)(1)韩长赋:《国务院关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2020年4月26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上》,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5/434c7d313d4a47a1b3e9edfbacc8dc45.shtml。。可以说,集体产权改革是涉及亿万农民、数千万亿集体资产的重大体制创新。作为一项史无前例的重大改革,集体产权改革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新问题,改革后所形成的新的产权结构和利益分配体制必将对农村既有的治理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其中,比较显著的问题是产权改革使农民集体由封闭变为开放,外部主体的准入和参与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导致集体成员以程序性权利为主的共益权陷入困境,亟须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关注和探讨。
关于集体产权改革的治理效应,学界主要从基础条件、治理机制、实现形式等方面探讨集体产权改革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一是集体产权改革影响村民自治的基础条件。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主要从结构、能力和监督三方面为村民自治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合作基础[2]。二是集体产权改革影响村民自治的机制。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各阶层利益的再分配与重组过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