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法学的概念误区、理论明鉴及空间重塑

□郑 妮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 法学教研部，四川 成都610071）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作为信息化时代的产物，逐渐应用于算法框架、智能政府、智能驾驶、智能医疗、智能环保、智能硬件、人才储备、城市治理、社会治安等诸多领域，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1](p11（)又名“智能革命”）的加速器，已然成为全球热点讨论的话题之一。在2020年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人工智能被运用到健康码、CT影像、全基因测序、智能医疗等抗疫一线领域，极大提升了我国防疫抗疫的工作能力与效率。然而，人工智能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赋能社会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与挑战，新一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中涉及的安全、法律、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不容小觑。法治的前行需要运用不断革新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需要法治的引领和保障，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

在国外，关于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早在1970年，美国学者布坎南和黑德里克就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干问题的一些考察》[2](p42)一文，该文被认为是人工智能与法律领域的第一篇专业论文。而同样来自美国的凯文∙D.阿什利则是当今世界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执牛耳者，早在1985年他就在该领域发表了《通过类比推理：人工智能研究对法律专家系统影响的一些调查》一文，后来他关于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高达一百余篇，在2017年形成了集大成之作《人工智能与法律解析——数字时代法律实践的新工具》[3](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