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力占领还是自行放弃
——兼论中国共产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作用

李红卫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收回汉口英租界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独树一帜，意义重大。众多历史学者，特别是中共党史学者对此予以关注，并深入探讨了汉口英租界成功收回的原因，其中多数党史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重要依据即为，租界的成功收回与1927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反英示威游行、群众强力占领租界关系密切①参见李良明《收回汉口英租界原因之再认识》：5日示威群众“一举占领了英租界，为武汉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谈判、签订协议、最终收回英租界奠定了基础”（《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4期）；华岗《中国大革命史》：“五日示威大会之后武汉革命群众便用自己的铁拳把英租界收回来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但据英方近期解密的外交档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即在群众占领租界前，英方已决定将租界市政管理权交出，工部局人员已在中国军方人员的护送下离开了租界。②《葛福致蓝普森》（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O 371/12435 31956），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为什么英方会自行放弃租界？群众占领租界前英方已放弃租界，是否就可据此推论中国共产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作用无足轻重？本文拟参考英方解密的外交档案及近来有关方面整理的相关史料，对这两个问题做一深入分析。

一、英方自行放弃租界的原因

英方自行放弃租界与民众进入并冲击租界有关，而1月3日至5日民众进入租界的情况可谓众说纷纭。

（一）1月3日的情况

当时在汉口的两名苏联人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①［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时任鲍罗庭（苏联派驻国民政府的总顾问）办公室翻译并兼做文书工作。（以下简称阿基莫娃）、A.B.巴库林②［苏］A.B.巴库林时任苏联驻汉口副领事。（以下简称巴库林）写的见闻录，均未提及1月3日晚民众进入英租界的情况，只是说冲突平息，群众散去后，仍有少量的集会和演讲。③［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当晚已决定不组织英租界的新年提灯游行，但不知什么原因，游行队伍还是进入了英租界。起初中方警察局负责人试图劝说游行队伍退出租界但未成功，于是中方建议英方允许游行队伍通过租界。英方做出了让步，在双方人员的护送下，游行队伍得以平安通过。④《葛福致蓝普森》（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O 371/12435 31956），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另据1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以下简称临时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议事录记载，鉴于当日群众与英方水兵的严重冲突，总工会领导人建议原定当晚通过英租界的提灯游行不过英租界。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阿基莫娃所著《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中亦曾提及，1月3日晚，“原定在离英租界不远的江面上举行提灯大游行。前来观赏灯彩者，人流如堵”⑥［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再者，国民通讯社对一三惨案所做报道亦有相关内容：“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一群游行的队伍，可能是由于疏忽偏离了行进的路线进入了英租界，队伍被阻挡。由于队伍后面有大量的人使后退不可能，队伍被允许穿过一条街道后回到中国辖区，没有冲突发生。”⑦《汉口事件》（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 1338/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3页。

综合上述信息，英方档案提及的当晚有游行群众进入英租界的说法是可信的。尽管游行是和平示威，但却是在下午剧烈冲突、流血事件如何处理未有定论的背景下发生的，英国人自然会心有余悸。贝尔（G.C.Burn，时任汉口英租界工部局总董）报告游行这一事件时，用的语言是“接下又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⑧《葛福致蓝普森》（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O 371/12435 31956），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页。。

（二）1月4日的情况

阿基莫娃和巴库林的见闻录均显示，民众是在1月4日占领了英租界。阿基莫娃写道：“晚上，群众拆除了沙袋、铁丝网，斗志昂扬地涌进了租界。在租界边上值勤的中国军队当日未加干预。”⑨［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巴库林的记述是：“到十二点时，中英接壤处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下午三点，他们推开守卫在租界入口处的中国士兵，自行拆除所有电网，搬走沙包……尽管中国当局竭力约束民众，但是到了深夜局势已经明朗化：民众拆除电网沙包，砸碎江岸铁链，占领了租界。”①［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42页。

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张国焘在其所著《我的回忆》一书中，亦有对4日民众冲入租界的描述：“上午九时左右，我接到一位同志的电话报告，谓工会的宣传队已有几队人冲入了租界，大批市民正从各路口涌到租界去。我即以电话询问李立三，他和其他工会负责人对此还全不知情……我放下电话，立即驱车赴英租界。此时街道上已挤满了人群，正向英领事馆行进……等我赶到英领事馆门前时，聚集在那里的群众已经不少了……不一会儿，李立三等人也赶来了。他们告诉我……已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英国外交部档案中贝尔、葛福（Herbert Goffe，时任英国驻汉口总领事）的报告均显示，4日不仅有民众进入了租界，而且民众还对租界进行了冲击。“12时30分，我发现太平街、洞庭街一端尽头的路障，也被中国苦力给毁坏了……2时，到租界里看热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大部分人好像正向工部局大楼走去。半小时后，我接到工部局马歇尔先生的消息，外面的人群已乱起来，且掷起了石头。”③《葛福致蓝普森》（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O 371/12435 31956），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这是贝尔的记述。葛福的记述是：“现在是中午，刚才有一大群暴民冲进了租界，当他们经过时，毁坏了路障……下午形势变得更严重了，一大群人在巡捕房外举行有敌意的示威。”④《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贝尔被“非常多且情绪非常激昂”的民众吓坏了，便通过传便条和打电话的方式，建议葛福“立即派海军登陆”。⑤《葛福致蓝普森》（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O 371/12435 31956），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页。葛福没有同意，他认为“那时派海军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只会导致大量伤亡”⑥《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

1月5日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显示：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会上提出了“英租界欧战纪念碑被毁案”，即“昨日下午群众将英租界欧战纪念碑钢链拆去，并大贴标语”⑦《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这与巴库林见闻录中“欧战纪念碑被拆除了”⑧［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的记述相呼应。

综上所述，4日确实有民众冲入了租界，令英国人十分恐惧。⑨葛福4日晚的感受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夜晚过去了。”见《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为什么4日会有那么多的民众轻易进入租界？3日晚，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葛福提出严正交涉，并建议英方撤退水兵及义勇队。起初葛福未允，借口是需要向公使请示。后见形势危急，便答应了。⑩《汉口一三案之重要记录》（从一月三日至十二日），《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第3期。葛福把中方这一建议告诉了海军上将卡梅伦，卡梅伦经过认真考虑，说“可以把军队安顿在船上”，“但这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安排”。⑪《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根据双方原先的约定，“中国警察担任以海关大楼为界的租界边界的防护任务”，英方“负责的是租界内的防卫”，但“事实证明他们全无用处”，迫于形势日益严重，葛福“反复地要求中国当局派遣军队，但是他们直到晚上8点才来”。①《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这与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的记载基本吻合，即“午后，政府联席会议议决派兵实行接防英租界，因复于七时许，由卫戍司令部派兵三连”，“直入英租界，驻扎于英捕房后面之堆栈内”。②《一三惨案经过纪要》（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汉13540.2号），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这说明，一是中方警察未能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中英军队的“换防”竟持续了一整天，从而给民众冲击租界提供了可能；二是英方主动将租界的治安管理权交给了中方。

（三）1月5日的情况

巴库林见闻录的记述是：“预定的大规模示威没有举行：不知是因为下雨，还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组织。”③［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阿基莫娃见闻录的讲述是：“到1月5日早晨，我才和别的同志一道去看夺回的租界。英国哨兵已撤除，在十字路口站岗的是工人纠察队。”④［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9页。5日下午到底有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阿基莫娃没有相关记录。费成康所著《中国租界史》对这一问题的描述是：反英大会后，有游行示威，但群众未能进入英租界，因为“进驻租界的中国军警遂紧急戒严，断绝界内交通，仅让游行队伍经指定的街道以达旧日的俄租界”⑤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页。。5日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原定的游行有没有进行？游行时队伍有没有进入英租界？

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有关5日下午情况的记载是：各团体“午后一时即陆续集于济生路”，“二时开会”，“三时余出发，经过英租界，由军警及工会纠察队分别维持，秩序井然。五时许由租界折回友益街而散”。为什么游行“秩序井然”？当日二时左右，在英租界巡捕房前发生了民众与华捕之间的小冲突。“当局以游行市民行将经过租界，恐再发生事故，特令军警及纠察队于英租界二道街、太平街各街口分别堵截”，无论何人，皆不得进入，“仅留一码头及河街一带为群众通过之地”。⑥《一三惨案经过纪要》（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汉13540.2号），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集会及游行总指挥李立三1930年完成的《党史报告》对此的描述是：“到五号就开群众大会。四号晚上我们讨论是否进租界，争论很久以后决定进租界，我去主持大会。在五号群众会上，我连接三个条子，都说不能进租界。所以我就动摇了，宣布游行路线时是不进租界的。但是群众完全不理，自己就直接向租界冲，把巡捕都打跑了，租界马上成了恐怖区域。”⑦李立三：《党史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7—238页。李立三1940年写的自述与前述内容大同小异，只是更为详细，一是指明了那三张条子是张国焘写的；二是讲清了采取的防范措施，即“指定绕过英租界的游行路线”，纠察队“奉命到中方管辖区与英租界的界边堵住租界所有入口处”；三是指出了队伍进入租界的地点，即“经过一个小巷进到英租界”。⑧李立三：《我的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7页。

综上所述，阿基莫娃1月5日去英租界的时间是早上，而集会和游行发生在下午，所以不能根据她早上看到的情况就得出下午没有进行游行的结论。巴库林的相关描述，不仅有记述，还有分析，有一定的可信度，但他毕竟不是当事人，不是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所以其陈述的情况不能被完全采信。5日是否有群众集会及游行，李立三回忆录的可信度较高，一方面，他是活动的总指挥，另一方面，他的回忆与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提供的信息有一定的契合度。所以，据此推断，5日下午的集会和游行是发生了的。

游行队伍有没有进入租界呢？李立三的回忆是进入了，且指明了进入的意外性及地点。费成康著作及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材料则持未进入的观点，且指出了未进入的原因。这两种观点都有依据，均符合一定的逻辑。笔者曾另辟蹊径，认真查阅贝尔和葛福的报告，结果令人失望，二人报告均对下午游行一事只字未提。不过，笔者却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示威游行开始前即有民众进入了英租界，二是弄清了英方决定交出租界市政管理权的时间。

葛福的报告指出,第二天（5日）早晨，“大多数军队已撤离，愤怒的人群仍在巡捕房外”①《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贝尔的报告提及，“上午七点左右，马歇尔先生从他的住处打电话给我，说河街又被一群暴民控制”；后来，“他已不能离开他的住所，因为有一大群人很显然在等他出去”；下午1时左右，他们一行离开工部局时，“外面的人群已形成很大规模，且极其吵闹”。②《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0—461页。

民众对英租界的冲击，令英国人恐惧不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贝尔的报告指出：5日上午，工部局的官员、巡警都说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命处境非常危险，所以提议所有的人都离开工部局。贝尔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葛福，葛福表示同意。12时，陈友仁派他的秘书吴之椿来工部局议定了此事。大约下午一点钟，贝尔及工部局其他官员由两名中国高级军官陪同，乘坐军方提供的车子离开了租界。③《葛福致蓝普森》（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O 371/12435 31956），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葛福在其报告中指出：“自从那以后租界就处在中国军队和纠察队员的掌管之下。”④《葛福致张伯伦》（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E 1722/67/10），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5日下午召开的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陈友仁提出了“管理英租界案”，即“英国妇女小孩儿，今晚8时上船离汉，并欲将管理权交我们，我们应有准备”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会议决定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内的公安、市政事宜。既然在下午民众集会及游行之前，英方已决定将租界市政管理权交给中方，那么民众游行时是否进入了租界，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综上所述，1月3日、4日、5日均有民众进入了租界。3日晚民众在租界的游行是和平示威，但亦给英国人造成了威慑。4日和5日民众对租界的冲击较大，英国人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4日英国人把租界治安管理权交给了国民政府，5日中午前他们又决定放弃租界市政管理权。所以，与日俱增的恐惧是英方自行放弃租界的主要原因。陈友仁亦持此类观点，“英人对于当时之情形，发生无谓之恐惧，以致英工部局自行放弃其职权”⑥陈友仁：《北伐时期之外交——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武汉二届三中全会报告外交事务》，见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37页。。

二、中国共产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作用

各方面材料表明：一方面，5日群众占领租界前英方已放弃租界；另一方面，3日晚工会组织的提灯游行进入租界属意外事件，4日大量民众冲击租界、5日游行民众占领租界均系自发行为。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收回英租界中的作用无足轻重呢？有学者依据群众行动的自发性及占领租界对收回租界的重要性，提出“群众的自发行动在收回汉口英租界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①丁兆东：《群众的自发行动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地位》，《理论界》2008年第1期。，笔者表示赞同，但作者流露出的对中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的忽视②“群众示威大会是由共产党组织的，但事后群众的自发举动超出了李立三的限制。中国共产党与群众自发占领英租界之间的关系，大致如此。”（丁兆东：《群众的自发行动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地位》，《理论界》2008年第1期。），笔者则不敢苟同。在对这一事件的评价中长期流行着“中共领导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以及方针、政策和具体的斗争环节上，领导了这一伟大斗争”③曾宪林：《也谈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领导权问题》，《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根据新解密和新整理的档案材料来看，这一提法确实值得商榷，但据此忽略中国共产党在这次伟大斗争中的作用也未为公允。那么，该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作用呢？

（一）组织群众运动营造浓厚的反英氛围

一三惨案发生之时，民众勇敢地同英国水兵搏斗，4日、5日英勇地冲击、占领租界，虽属自发行为，但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浓厚反英氛围密切相关。或者说，这些行动，看似偶然，实则有一定的必然性。

长江流域是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在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将革命势力由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的过程中，英帝国主义采取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如经济援助北洋军阀、炮击万县、查抄位于天津英租界的国民党市党部、查封在上海英租界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等。其中，1926年11月查抄天津国民党市党部最为恶劣，当场逮捕国民党党员4人，后又将此次总共逮捕的16人引渡给张作霖政府。12月22日，北京省党部代表李希逸向临时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报告有关情况。会议通过反英运动决议案，要求广泛动员群众及军队开展对英经济绝交和反英宣传。鲍罗廷还明确指出，“租界已成为反革命大本营”，“此后收回租界应为革命运动之事实问题”。④《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74—77页。英帝国主义成为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主要目标。

组织领导反英群众运动，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重视民众工作，“把群众运动看得高于一切”，甚至要求“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而此时国民党“扶助农工”的政策多停留在嘴上或纸上，“实际上对农工运动工作完全未做”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记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页。。这是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顾孟余在1927年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上做党务报告时,对国民党民众工作的评价。此评价虽有些绝对，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不重视民众运动的实情。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长于做群众工作，牢牢掌握着对民众运动的领导权。张国焘的评价是，在武汉“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英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一是开始时间较早。1926年11月初，汉口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即开始罢工，稍后受雇于外人家庭的华人雇工与外企各印刷公司的工人也参与其中。⑧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56页。二是集会次数较多。从1926年12月26日至1927年1月5日，11天之内，较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即有3次①即12月26日李立三任总指挥的反英市民大会、1月4日农工商学等各界联席会议、1月5日李立三任总指挥的反英大会及游行示威。，其他各类型集会，特别是1927年元旦3天假期间的集会，更是难以计数。三是集会规模较大。12月26日的反英市民大会有200多个团体、10余万人参加②《武昌市民反英运动大会呈文》，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1月4日各界联席会议有湖北省总工会、全省商联会、武汉商会、各团体联合会、省市党部、妇女协会、商民协会等团体代表500余人参与③薛国忠等：《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参加1月5日反英大会及游行示威的团体达400多个、群众达30万人④《英水兵惨杀汉口同胞激成武汉市民三十万人之反英示威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6日。。四是斗争态度强硬。12月26日反英大会“要求政府立即收回妨害革命工作的租界”⑤《汉口一三惨案的背景》，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1月4日各界联席会议所提8项条件，限英国在72小时内圆满答复。⑥《武汉各界联席会议对英斗争的八项要求》，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1月5日反英大会决议，如答复不圆满，则民众“自动封锁英租界”“自动对英总罢工”⑦《武汉三十万人民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作出重要决议》，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在这种浓烈的反英氛围中，部分民众会自发做出反英举动。比如，“集会和游行常常自发举行”⑧［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页。，引发一三惨案的军校学生演讲及群众集会即如此。4日、5日民众自发地冲击和占领租界亦非偶然，而是群众运动的惯性使然。依据王奇生的观点，这时的群众进入了亢奋狂热阶段，越来越非理性，乃至出现运动失控的现象。⑨王奇生：《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见王奇生编：《新史学（第七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6页。李立三亦认为，“收回租界是群众在革命高潮时自发的行动”⑩李立三：《党史报告》，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8页。。而革命高潮的到来、浓烈的反英氛围的营造，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关系密切。

一三惨案后，中共中央指示：“当在全国鼓动起很浓厚的反英空气。”⑪《中国共产党对汉口英兵惨杀华人事件的态度》，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浓厚的反英空气则可给英国人施压，迫使其同意用谈判等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正如鲍罗廷所言，现时我们还没有充分武力对英国等宣战，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有很大力量，强迫帝国主义者同我们谈判，重订平等的条约。⑫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英群众运动的威慑下，英方不仅自行放弃了租界，还同意与国民政府就租界的收回问题进行谈判。葛福对他放弃租界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我们正处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自我意识与舆情炽热如燃的阶段，我非常怀疑我们能否保住现有租界。诚然，倘若我们有足够的兵力，是能够守住租界的，但这么做对我们又有何益？中国人可以通过罢工、排货与纠察队，包括停止食物供应，以及他们现在屡试不爽的种种伎俩，使我们无法生存。更且，我们的贸易——我认为此乃我们租界存在的理由——将在全中国范围内被扼杀。”①Consul-General Goffe to His Majesty’Minister,Peking.No.1,January7,1926.（F1722/67/10）,FO405/252,p271.反英空气之烈、群众运动威力之大，于此可见一斑。陈友仁亦认为，民众“同心协力、一致对外”②陈友仁：《北伐时期之外交——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武汉二届三中全会报告外交事务》，见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43页。是国民政府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是收回英租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影响和推动国民党为收回英租界斗争到底

一是推动国民政府把收回英租界的工作提上日程。“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也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尽管当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打倒军阀、推翻北洋政府的任务仍十分艰巨，故国民政府、革命军不可能树敌太多，把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也提上日程。国民政府外交部当时与列强交涉的重点是收回关税和收回领事裁判权，至于收回租界，虽在文件中已提及，但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一三惨案后，中国共产党率先提出收回英租界的主张。3日晚，正在召开的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通电，明确提出“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等6项要求，并“请农工商学联合会③农工商学联合会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为扩大反英运动而成立的群众团体，党部负责人为董必武，所以也可以说该团体是受中共领导的。立即召集代表大会及市民大会”④《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反对英水兵残杀同胞通电》，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4日午间，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在总工会所提6项要求的基础上，提出“政府管理英租界”等8项要求，并推举周星棠等14人为代表到政府请愿，请求政府根据8项要求向英国领事提出严重交涉，限72小时内圆满答复，否则，即请政府“收回英界”“收回关税”。⑤《武汉各界联席会议对英斗争的八项要求》，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13页。在宋庆龄、陈友仁等人的坚持下，经过一番争论，国民政府决定接受各团体所提8项要求⑥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267页。。4日晚，在新世界大舞台召开群众大会，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报告：“业经联席会议议决，派兵实行接防英租界及英捕房。并宣示政府决取强硬办法，以慰人民之望。”⑦《汉口一三案之重要记录》（从一月三日至十二日），《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第3期。联席会议成员孙科说：“国民革命最后之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而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为打倒帝国主义必须之权序。十余年来，革命之所以未成功者，因有租界为反革命之巢穴，为帝国主义进攻我国之大本营，现在非扫除其巢穴与大本营，不克成功。政府决于此次派至接驻英租界，以为收回租界初步。”⑧《一三惨案经过纪要》（国民党党史馆档案汉13540.2号），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两位国民党要人的表态，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国民政府把收回英租界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二是推动国民政府依靠民众力量把收回英租界的斗争进行到底。英方虽自行放弃租界，但并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想把丧失的权益夺回来。谈判前夕，英方向国民政府发出了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信息：“如果群众是压静了，如果没有罢工与抵制，……如果外人无生命之忧，则国民政府是证明了有权力。非然者，国民政府的前途就可悲观。但若群众汹汹不朽，而国民政府袖手旁观，则英人的忍耐将至终点。”⑨上海《字林西报》1927年1月7日社论。国民政府有权力、有能力约束民众运动，则英方可考虑承认国民政府，这是利诱；否则，“英人的忍耐将至终点”，这是威胁。这一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所谓温和派、稳健派亦说什么“恐此举动致酿巨变”，叫嚷要“镇压兴奋过度之民气”。①薛国忠等：《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1月10日，外交部发布通告，要求民众“在此与英国交涉期间，暂停一切反英反教运动”，各界人士“深为不解”。②薛国忠等：《1927年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江汉学报》1962年第9期。这显示了国民政府部分官员的示弱、动摇和妥协。

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两方面的应对之举：一是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指出“胜利是靠民众帮助国民政府并自己努力的”，同时呼吁“依靠在被压迫民众上面的国民政府也要坚持到底，不对英国帝国主义让步”。③《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后又发布《中共中央对于时局宣言》，揭露英帝国主义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呼吁国民党有关人员放弃通过“什么稳健、温和方法”争取革命胜利的想法；号召工农群众联合起来“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呼吁国民政府也要坚定地以“有组织的民众为后援”。④《中共中央对于时局宣言》，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3—134页。二是通过联席会议中的中共成员董用威（董必武）和詹大悲，将此问题提交1月17日召开的临时联席会议第十四次会议。詹大悲报告：“市党部每日有人前来质问，谓如政府真有此主张，人民甚不赞成……希望外交部有一解释。”⑤《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陈友仁对此做了说明，据此会议议决：“前次通告系翻译之误，‘原意并非停止反英活动’，乃指避免一切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之行动。”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陈友仁认识到，国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力量是强大的，“盖中国之民族主义为一不可磨灭之势力，现已异常强盛，如日方升”；群众运动中的经济绝交为反帝斗争的有力武器，“其效力之酷烈，迥非外人发明任何军器所可伦比”⑦《陈友仁氏之对外宣言全文》，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125页。。陈友仁坚定了依靠民众力量收回英租界的信心和决心，“盖此为已醒之民族图获自由之奋斗，非达完全独立之目的，必不已也”⑧《陈友仁对汉口事件宣言》，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6页。。2月19日，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谈判，中英双方签定汉案协定，完成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法律程序。

（三）支持配合国民政府有关决定的落实

一三惨案发生时，正在召开的临时联席会议做出的应对策略是，安抚群众，控制局面，政府在24小时内决定适当办法，并及时通知人民。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九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80页。4日，英方迫于形势，允许国民政府派军警入租界维持秩序。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在4日晚召开的群众大会上，除代表国民政府表示，政府决定采纳民众所提8项要求，采取强硬措施，与人民并肩战斗，还向民众提出了听从指挥、维持秩序的要求，即“惟在办理期内，希望人民受政府指挥，严守秩序，切勿自由动作云云”⑩《汉口一三案之重要记录》（从一月三日至十二日），《国闻周报》1927年第4卷第3期。。为配合国民政府把这一要求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通过发布宣言、通告等，呼吁民众支持政府、维护秩序。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均呼吁民众“拥护国民政府”①《中国共产党为汉口英水兵枪杀和平民众宣言》，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页。，“帮助国民政府与国民党”②《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宣言》，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中国共产党对汉口英兵惨杀华人事件的态度》除要求“引导群众与政府一致，要群众与政府合作”外，还要求：“绝对制止对外国个人的暴行”，“须极力避免一切原始暴动的状况”。③《中国共产党对汉口英兵惨杀华人事件的态度》，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一三惨案紧要通告》则对工人严守纪律、维护秩序提出了具体要求：“无论中外各工厂工友均需安心上工，不得三五成群聚集”，“一切游行需先报告本会许可”，“英租界前巡捕上街不得施以殴打”，码头工友“不得在租界上叫闹”。④《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一三惨案紧要通告》，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22页。为保证民众运动“力为政府外交后援”，中国共产党主导⑤詹大悲、李国瑄、宛希俨等多名中共党员担任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发布的《为英代表到鄂交涉告各界》，呼吁“民众应与政府取一致的态度，不要妥协，不要暴动”，“一方面要坚持反英运动”，“一方面要严守秩序”，“造成经常的有秩序的反英空气”。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为英代表到鄂交涉告各界》，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116页。

二是采取具体行动帮助国民政府维持秩序。张国焘在一三惨案发生后约1小时到达现场。当时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徐谦发表演说，“吁请民众分别离去，静候政府循外交途径来解决”，张国焘“便立即在广场上找着一些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劝他们遵照徐谦的指示，领导民众离开广场，情势才逐渐缓和下来”。⑦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尽管中国共产党于3日晚间通知各民众团体，以后宣传活动，暂时不可进入租界，但4日上午还是发生了工会宣传队及大批市民冲入租界的情况。张国焘得到这一信息后，一面通知总工会领导人和临时联席会议的一位委员，一面驱车赶往英租界。总工会李立三等人赶来后，“分别通知各工会负责人，劝告市民退出租界”⑧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另外，中国共产党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决定，派出工人纠察队到租界维护秩序。1月3日平息中英冲突、1月4日至6日维护租界治安，都有纠察队员参与，且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贝尔的报告，纠察队控制涌入租界的民众，“同那些装备步枪和刺刀的士兵相比，他们的努力似乎更有效”⑨《葛福致蓝普森》（1927年2月10日，英国档案局档案FO 371/12435 31956），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国民政府史料》，武汉出版社，2005年版，第461页。。李立三自述⑩李立三：《我的自述》，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8页。及联席会议记录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第十次会议议事录》，见郑自来、徐莉君编：《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均有纠察队撤走后租界秩序失控、不得已将纠察队再次调入的记载。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配合下，租界秩序得到了较好的维护。有关民众冲入租界的情况，巴库林见闻录中仅有房屋玻璃被打碎而无其他过激行动的记述。⑫［苏］A.B.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郑厚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3页。阿基莫娃感慨道：“群众行动秩序井然，令人惊异。未见任何抢劫、杀人、放火之事。没有违反政府关于保护外人生命财产的规定”。①［苏］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1925—1927）》，王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0页。关于这一点，亦可从英方卡梅伦少将司令官的报告得到证实。4日、5日他之所以没有再派水兵上岸，是因为“除了一些外国人被追逐进大楼和唾骂他们的几件事之外，没有发生任何真正危险的事”②Rear-Admiral and Senior Naval Officer,Yangtze,“Bee“,at Hankow,to Commander-in-Chief,China Sta⁃tion,Confidential,January 8,1927.(F3553/2/10),FO 405/253,P.47.。这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配合国民政府维护租界秩序，“庶不致丧失国民政府信用，贻英帝国主义以口实”③《湖北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一三惨案紧要通告》，见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页。的目的实现了。陈友仁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民众方面极力援助政府,谨守秩序”是收回租界的一个重要原因④陈友仁：《北伐时期之外交——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对武汉二届三中全会报告外交事务》，见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台湾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143页。。

结 语

综合中外多方资料，中国共产党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的作用主要是造势、推动与配合。如果罔顾当时国共力量的对比、国共间的合作关系、收回英租界斗争的实际情况等，而坚持“中共领导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成功收回英租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强调其中某一个因素，或突出某一个方面的重要作用，难免挂一漏万。所以，不管持“中共领导论”，还是“国民政府领导论”，抑或“群众自发行动论”，都有不周全、不准确之嫌。另外，如果未关注中国共产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所做的工作，以及这些工作的广泛影响，仅据一三惨案前后短短几天的情况，比如群众自发冲击及占领租界、5日群众占领租界前英方已放弃租界的史实，而忽视中国共产党在收回英租界中的重要作用，则为“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同样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