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柳,何光顺
(1.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2.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510420)
法国文学正如法国社会,当行进到19世纪中叶之时,已进入一种空前的困境。随着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进程,古典主义的理性和严格教条早已被打碎,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热情同样不复存在,人们倦怠于现实的破碎和丑恶,在这时代的节点,波德莱尔发出“你无权蔑视现实!”的呐喊,在污浊的现实中孕育美丽的花朵,在过渡、短暂和偶然中隐藏着永恒和不变,两个极端相互冲突和交叉,形成“现代性—缘域”的思想:“仅用‘现代性’描述波德莱尔所开启的文学范式,已显得过于笼统和模糊。‘现代性’概念虽由波德莱尔提出,但概念思维的相对薄弱让其无法更好地呈现这种写作的丰富性。实际上,波德莱尔逆反形而上学本体论主宰的西方古典文学,深入到现代文明的血脉和骨骼处,创造出一种充满内部差异、矛盾的新型文学样态,已有近于东方文学注重内部阴阳共生、自他互转的缘域化境。”[1](p302)当然,在这种相近中又有着较大的差异,即中国古典文学的缘域主要是指文学作为一种非疆域的人文现象所强调的物性、神性、人性的和谐状态及其对感性生命的直观。波德莱尔《恶之花》的“现代性—缘域”则是在看到物—人—神关系被工业资本摧毁时去进行重建的创造,它烙印着法国和西方现时代的独特印记,即注重对都市之恶的发现,对都市大众之无名和隐匿状态的展现以及一种象征性写作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