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欢
古籍注释历史久远,但诗歌的文学性在早期注释中经常被忽略。张三夕指出:“从文学角度将注诗当作一种具有独立性的研究工作来做,虽萌芽于唐,而实发展于宋。”宋代“注杜”最兴盛,论成就当首推赵次公注,曾噩、刘克庄、元好问、周春等人皆有称许之词。林继中称其:“集北宋注杜之大成,开后世注杜之法门。”赵次公注解杜诗,重视分析诗歌语言的使用方式和表现功能,不局限于诗义理解,更注重解说诗法,指导和评述创作实践,真正开启了诗歌的文学性阐释。与被当作经注解的《诗经》、以经学模式注释的《楚辞章句》以及重视征引的《文选》李善注相比,赵注在内容、体例、观念上有诸多新变。其中“阐释后人学杜”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
林继中、武国权提及赵次公把杜诗和宋诗进行比较,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能突显出杜诗独特风格和对后人的影响。发轫之功不可忽视,但两位前辈未及深究,留下较大研究空间。故本文将详细探究此注释现象的具体形式、阐释观念、学术背景和影响。赵次公引用后人诗句有三类:一是类似李善“引后以明前”的注例,辅助释义;二是用杜诗与后人诗文比较,探讨诗艺高下;三是展示后人对杜诗的接受和应用。这三类在形式上都是“引后注前”,但阐释功能完全不同。本文讨论的是第三种。
阐释后人学习杜诗的体例具备三个特点:所引文献是杜甫以后诗人具体诗句;以说明杜诗在后代接受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