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文人与稿费

□ 冉思尧

自谋出路的群体

在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标榜耕读，多是乡间读书人，通过考试制度被选拔入城市做官，任职一定期限再告老还乡（候缺、丁忧等其他原因也还乡）。这个群体似开放又封闭，开放是指出身不论贫富只要读书有成，都能跻身士子群体；封闭则是读书人基本都以“学而优则仕”为谋生途径，“布衣卿相”为终极梦想。

清朝在制度上多继承明朝，考试也不例外。科举制既是清廷笼络读书人的重要手段，也是读书人改变自身现状的最佳途径。对于底层读书人而言，“布衣卿相”抛却堂而皇之的人生抱负，更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科举考试依据级别和成绩大致分为秀才、举人和进士。“学而优”从政治角度看，读书人只要考中秀才，就能享受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生活补贴；考中举人，则一只脚已经踏入仕途；若能进士及第，没有不做大官的。“学而优”从经济角度说，只要考中，回报巨大：在书院教书，年收入约100 两白银，知县幕僚250 两，地方高官幕僚和学官1500 两，知县3 万两，巡抚每年保守估计18 万两。即便终生考场失意的读书人，也可通过科举制度衍生出的职业——塾师，维持生计，年收入在30 两到150两不等。而当时中农一年收入仅在33～50 两之间（19 世纪下半叶）。收入相差如此悬殊，无怪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

然 而1905 年9 月20 日，清廷一纸谕令让有着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走到了尽头：“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