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乔

中国人一向推崇宽容、雅量等高尚德行。在民国学人中,这类“雅量人格”故事不少。
1926 年初,梁启超尿血不止,就去北京协和医院诊治,大夫认为需要做肾脏切割手术,结果误切掉了梁启超健康的右肾(一说是护士把标记做错了,大夫又没看片子核实)。这是多么大的医疗事故,对梁启超来说又是多么大的不幸!怎么办呢?梁启超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认为必须向院方问罪,不能“白丢腰子”(徐志摩语)。但梁启超本人的态度是,不要到法庭告状,不要求任何赔偿,也不需要任可道歉。相反,他还支撑着病体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
他在《晨报副刊》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对于割去右肾的问题,他提出不应责怪协和,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岳南《南渡北归》第一部)。
梁启超为何要这样?他在文章里写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梁启超的意思是,现代医学在中国还不发达,而西医传入中国不久,如果因自己的病导致了人们反对西医,不相信西医,就会阻碍医学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