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大学发展向度

叶晓力，周 烽

(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39)

自中世纪以来，大学已历经两次根本性转型，并在这一发展过程实现了两次质的飞跃，史称“学术革命”。第一次“学术革命”以德国洪堡领导的柏林大学改革为代表，被称之为德国大学模式或洪堡模式。这是一种纯粹关注学术与科学真相的模式，具有纯粹的知识生产特征。洪堡本人作为一名新人文主义者，在哲学革命中使大学学术研究逐渐产生浓烈的科学主义倾向，并在大学改革中促成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职能之一。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盛，科学研究的专业化得以巩固，开始真正成为大学的重要职能。此后，洪堡的大学改革席卷全球，产生深远影响，使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第二次“学术革命”发轫于20世纪中后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促使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亦加速了社会转型。大学的科学研究逐渐开始与经济活动相关联，具备市场性质。大学除了教学和研究以外，开始承担经济发展任务,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空前强化。这一时期，大学如何通过科学研究将知识生产创新带动经济持续增长，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第二次“学术革命”对全球产生了更具影响力的冲击，直接催生创业型大学的崛起，使科技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等成为大学发展的基本要素。自此之后，大学、市场、政府等之间的关联逐渐得以建立并日趋密切，学术活动与经济活动互相支持，并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实践中，成为大学知识生产的新常态。事实上，两次“学术革命”深刻改变了大学的内外部结构，塑造大学迥异的发展模式，而大学发展向度的变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

一、从模式1到模式2：知识生产模式的发展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科学知识呈现爆炸性增长，知识的结构、从事科学活动的机构、知识创新方式、科研的资助与评价模式以及知识从业者的身份等都发生重大变化，引发知识生产方式的系统性转型[1]。西方关于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研究不断发展，产生诸多理论观点。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人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所阐释的关于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论具有较大代表性。这个所谓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并非是对现有学科理论、概念和方法的简单借用，而是超越原有学科的范式[2]。

(一)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典型特征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互联网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普及，知识生产与传播更加快速与便捷，知识生产开始趋向不确定性、竞争性与去正当性[3]。特别是后现代观念的产生与传播，将破碎性、多元化、非一致性等特征慢慢融入主流话语，甚至成为知识分子的行话[4]。吉本斯等人敏锐地发现知识经济时代发生的变化，较为准确系统地建构从模式1到模式2的发展变迁过程，从5个维度系统全面地概括并构建了知识生产从模式1到模式2的范式转型。模式2作为区分模式1的新模式，虽然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与模式1不同，但模式2并没有完全取代模式1，模式1仍然是传统科学研究的经典模式，而模式2则是正在发生和形成的一种新的模式[5]。如表1所示。

表1 模式1与模式2典型特征比较

第一，研究情境。知识生产模式1基于学术共同体控制的严格规范，开展科学科研与知识生产，这种权威的规范化或规则塑造了模式1的研究情境。模式2则是在应用的研究情境之下，知识生产与社会需求、产业发展、实际应用紧密联系起来，知识生产不再是“为知识”，而是转向“为应用”。知识生产开始在整个社会弥散，形成了社会弥散的知识[5]。第二，学科领域。模式1基于独立学科展开，具有高度的学科性，知识被置于学科之中讨论，知识生产致力于对学科知识的贡献，知识生产成果在学术共同体内进行传播，知识生产过程具有学科线性。而模式2被认为是跨学科性的，知识生产不必局限在固有学科内，而是指向应用情境下的问题解决。第三，组织机构。模式1的知识生产基于制度化的学科组织，具有较为严格且层次分明的结构，其知识生产的团队或从业者是稳定的、同质的，其构成的网络一般是长久的。而模式2知识生产不再局限于学科，知识生产的“社会弥散性”体现在知识生产场所的丰富与扩大。研究领域的逐渐细化，致使知识生产的组织与机构从稳定的结构过渡到不断重组的灵活结构。第四，研究文化。模式1的知识生产被中心系统控制，处于与社会其他部门较为疏远的自治空间，精英话语下的科学研究呈现明显的自治性，较为封闭的情境客观上造成知识生产的反思性不足。而模式2的应用情境逐渐塑造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社会问责文化。人文学科的加入也促进自反性文化在整个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传播。第五，质量评价。模式1的知识生产成果与质量主要依靠同行评议和专家研讨等方式，关注学术研究本身的知识与个人在知识生产中的贡献率。模式2知识生产的质量则是转向社会应用情境下的多方参与，但却并不排斥同行评价等传统方式，而是主张将市场、社会等要素纳入其中，从而构建多维的质量控制手段和评价标准。尽管新的评议体系吸纳了广泛的社会构成，但“质量控制是否会变弱”的担忧也随之产生，“好科学”也更加难以确定[5]。

(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论争

自吉本斯等人提出关于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的理论以来，知识生产模式1与模式2已经成为相关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分析工具。然而，在收获广泛赞誉的同时，模式2理论也受到来自学术同行的质疑。温格特(Peter Weingart)认为, 模式2理论中提出的“应用的情境”这一概念有失偏颇，因为应用性蕴于学科实践中，从而缺乏稳定性，并不能广泛适用科学研究，而且所谓的跨学科性也并非新现象，批判模式2理论仍然只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捕捉层面[6]。戈丁(Benoit Godin)等人对“组织多样性”和“跨学科”提出质疑，指出知识生产系统的转变并不能得出大学已失去作为知识生产中心地位的结论；学科性与多学科性也并非如模式2理论所描述的那样二元对立，而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7]。海姆琳(Svan Hemlin)等人则注意到模式2质量控制手段中的要素并不完整,并提出新的质量控制应当由个人评估向组织评估转型、由终结评估向过程评估转型[8]。

事实上，吉本斯本人对模式2的判断也发生了一定变化，在学术界对新的知识生产模式进行广泛讨论的过程中，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斯科特(Peter Scott)和吉本斯3人开始对科学实践与“社会情境”的建构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试图超越大学系统去解释科学与社会动态互动的关系，提出用“知识社会”与“风险社会”两个概念来解释知识生产面临的背景变化，并建构“科学与公众相遇”的公共空间——“广场”的概念。科学与社会之间更紧密的互动，标志着一种情境化的或对情境具有敏感性的新科学的出现[9]。2003年，诺沃特尼等3人对模式2的特征进行再论证，而且也对学界关于模式2的批评与评价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模式2具有更加开放的知识生产系统的特征，如社会弥散性、跨学科性、对社会稳健性的需求以及引以争议的创造潜力,因此，结束对模式2的争论既不可能、亦无必要[10]。

近年来，随着西方对新的生产模式转型的研究愈加深入，从知识生产模式1到模式2的转型，已经超越最初的围绕社会知识生产这一话题的讨论，学界对模式2的研究与反思在不断变迁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与勘误。面对更加复杂的形势变化，基于已有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理论提供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分析工具，用以解说和预测新的变化，成为新的时代课题。然而，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特征的逐步显现，创新驱动新的认知与社会实践，模式2对“集群”“生态网络”等新兴现象的解释显得力不从心，由此逐渐催生超越模式2框架的新的知识生产模式。

二、知识生产模式3：知识生产观与四重螺旋

新世纪的到来，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在创新要素驱动下，知识生产组织、质量、效率等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对知识生产模式的认知亦随之发生新的改变。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于2003年率先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3的概念构想，此后与坎贝尔(David F. J. Campbell)对模式3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尽管学界对模式3的讨论不断，但模式3理论较为精准地把握新时代的新变化，尤其是在模式1与模式2的架构之上建构了更符合知识生产的创新生态系统。

(一)模式3的知识生产观

1.核心要素。知识生产模式3是建立在模式1与模式2 之上的新模式，由“知识集群”和“创新网络”组成，用于知识创造、扩散和使用，从而拓展了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系统的概念。(1)知识集群。模式3提出的“集群”概念实际上具有3个层面的内涵：其一是地域集群，指地域和空间层面的组织联合，用以强化地域间各要素的知识互动，既包括以国家为单位的联合(地方性)，也包括超国家的国际联合体(区域性)；其二是部门集群，指知识生产部门的多元化联合，包括大学、产业企业、科研部门等在内的相关主体部门，由此共同组成一种跨部门的联合体；其三是知识集群，指由知识创新组织构成的联合体或联盟。知识集群具有“共属性”，在联盟内实现知识共享。知识资产通过知识储存与流动的形式相互补充、相互增进，具有明显的自组织性、动态适应性、系统开放性的特征[11]。(2)创新网络。在模式3中，创新网络将内外部集群联合在一起，通过将不同系统、不同层次、不同部门、不同模式的集群进行整合，从而构成协同创新共同体。因此，创新网络可以看作是模式3的“经脉”，整合知识生产中的不同要素，使之能够有效运作。由此，各种要素构成的创新网络形成模式3知识生产新的生态系统。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技高速更新换代，知识的传播与应用大大加快，知识生产的样态突破原有的线性逻辑，正在构成新的系统。

2.结构逻辑。模式3之所以称之为超越模式1与模式2的新模式，主要在于其构建新的知识生产系统——“研究-教育-创新分行生态系统”(Fractal Research，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简称FREIE)，包括由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构成的、由社会资本塑造、由金融资本支撑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和知识集群。模式3系统将公民社会这一主体纳入知识生产的序列之中，构建了基于大学、产业、政府、公民社会四位一体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根据图1所示，模式3的知识创新生态系统的主要特征是“多模态”(multi-modal)、“多节点”(multi-nodal)、“多层次”(multi-level)、“多边界”(multi-lateral)，知识生产的系统运作的逻辑是“竞合博弈”(co-operation)、“共同专属化”(co-specialization)与“协同演化”(co-evolution)，这也被认为是其本质属性。该系统打破以模式1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线性演进的结构逻辑，同时超越模式2知识生产横向协同的诸多阻隔，更加注重创新领域的合作，特别是在区域和部门创新生态系统内部和跨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内相互竞合、协同演化和共同专属化的动态交织过程。

图1 模式3知识生产创新生态系统结构

3.系统特征。模式3知识生产主要具备以下3点特征：第一，延续性。模式3是在模式1与模式2的演进逻辑之上建立起来的，与模式1、模式2一脉相承，因而模式3的提出并非隐喻模式1和模式2的消退，也不存在模式3完全取代模式1、模式2的假设。反而模式3自模式2发展而来，与其呈现出共生统一的发展状态。第二，非线性。模式3在知识创新生产过程中不仅超越了模式1的线性生产逻辑，而且突破了模式2的单向输出结构，在多维跨组织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合作与创新。第三，多维聚合性。公民社会概念的提出，无疑使多主体参与成为模式3最显著的特征。创新生态的结构模式亦满足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的集群在更广阔的层面(包括全球范围)协同生成更广域的跨国知识创新集群或网络。

(二)模式3与四重螺旋

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有学者系统探讨了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从而构建了颇具影响力的“三重螺旋”(Triple Helixes)理论。“三重螺旋”模型以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传统的制度分化形式为出发点，并增加人类会自反性地重塑这些机构的概念，因此，该模型考虑到了知识部门在与更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相关的不断扩大的作用[12]。“三重螺旋”对应知识生产模式2，是其动力机制模型。模式2的出现，“大学-产业-政府”三重螺旋关系网上升为国家创新模式，并强化了知识在经济效能中的正向作用[13]。在模式2的知识生产与三螺旋系统模型的基础上，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提出模式3知识生产的四重螺旋模型。他们认为三螺旋是初级知识在经济领域中的发展形式。在敏锐捕捉到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创意”这一要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后，他们将三螺旋知识生产情境化，分析高级知识的生产条件，提出了“适应性情境”的概念，并由此构建了四螺旋模型。“适应性情境”将知识生产纳入更广阔的空间，而公民社会作为新的群体域，成为参与高级知识生产的重要主体。所谓的第四螺旋，实际上是指公民社会的“公众”，他们既是知识产品的使用者，也应当成为知识生产的参与者。公众在媒体和文化构建的现实情境中受到其价值思想的影响，因而公民社会理当给予回应。因此，四重螺旋创新模式赋予三重螺旋的公民社会环境，使新知识生产具备赖以生存的适应性情境，从而生成新知识创新生态系统图谱[14]。由此，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发生转变，预示社会情境的创新驱动在知识生产中正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的大学发展模式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知识曾一直被视为“道” (being)，但一夕之间，知识就变成“器”(doing)，知识变成一种资源、一种实用利器，原本一直被视为属于个人层面的东西，却变成属于社会层面的东西[15]。在知识生产模式不断转型的进程中，大学作为知识的“原产地”也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大学是如何从“象牙塔”一步步走向社会的中心、走向公众的？或许从大学发展的向度中能够管窥一二。

(一)知识生产模式1与研究型大学

模式1知识生产观主导下的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唯一合法主体。知识生产以探究“高深知识”为旨趣，崇尚“为知识而知识”，高度强调学科逻辑。大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处于分离状态。第一次“学术革命”之后，大学开始朝向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发展。模式1大学具有3个主要特征：其一，大学的科学研究职能逐渐显现，以制度化的形式加以确立，并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能。这种科研建制主要是建立在学科、专业与课程之上，从而使科学研究演变成为大学的合法职能。其二，知识生产以学科为组织形式，即所谓的“学科模式”。基于“学科模式”，学科组织垄断知识生产，具有严格规范和绝对权威，且学科之间相对独立，存在森严的学科壁垒。其三，大学人才培养以较为封闭的学科体制为中心，并处于“纯科学”的学术语境之中。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基于科研与教学的互动，因而也具备学科逻辑。

纵观西方大学发展史以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改革历程，不难发现，模式1与研究型大学依然是现代大学模式的主流。然而，研究型大学的知识观早已不再是传统模式所宣扬的科学范式。传统封闭式的、以培养国家和社会精英的大学早已一去不复返，研究型大学也已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只是在大学办学与知识生产中仍然保留传统研究型大学核心元素，例如学科组织等。事实上，在知识生产转型理论的研究中，诸多学者曾对知识生产模式1主导下的大学是否会走向消亡展开过激烈讨论，以当下视角审视20世纪90年代的论争，发现这并非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尽管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与变化，我们依旧能够发现模式1研究型大学长盛不衰，只是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中，模式1研究型大学作为经典模式已经和新的知识生产模式共同融入现代大学发展新的体系之中。

(二)知识生产模式2与创业型大学

知识生产模式2被认为在延续模式1的基础上，拓宽了大学的知识边界，延展了知识生产的应用情境。大学的知识垄断地位被打破，科学研究冲破“象牙塔”进入社会，开始与产业、市场密切联系。由此，模式2大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一，知识的概念不断被扩大，学科开始走向分化与交叉，知识的市场性促使大学逐渐形成“知识—学习—消费”体制。大学科学研究固有的、严格的学科等级制度有所松散，体现在学科间的交叉不断发生，学科专业与市场、产业形成了双向流动模式。其二，大学开始参与经济活动，为社会需求服务，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强化并逐渐稳定。大学不再作为知识生产的唯一场所，大学之外的企业、团体等正在介入其中。其三，模式1知识生产观之下的大学人才培养开始瓦解，封闭的“学院体制”难以满足应用导向下的问题解决，因而跨学科的培养方式成为人才培养必然的发展趋势。大学人才培养不必囿于学科内部，而是在更广阔的跨学科领域，课程内容也不必是纯理论的知识，而是涵盖实践经验，用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素养。

模式2的知识生产观催生了新的大学模式，即创业型大学。创业型大学发轫并成长于研究型大学之中，最初是以研究型大学出现的创新创业现象为标记。事实上，创业型大学延续研究型大学的功能，拓展了经济与创业职能，其发展正在成为一种新趋势。学界对创业型大学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条代表性理论路线；第一条路线以亨利·埃兹科维茨(Henry Etzkowitz)为代表，基于研究型大学发展转型，将经济职能、创业活动作为研究型大学功能的新拓展，从而为知识的生产与应用提供组织基础，进而为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与创业活动获得合法性地位。第二条路线以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为代表，认为创业型大学立足于大学的组织变革，将创业作为其主要发展定位或从逆境中取得突破性变革，同时将创业作为大学发展的核心使命[16]。尽管学界对这两条理论路线有支持、亦有质疑，但不可否认，现代大学转型正在发生。对于研究型大学当今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绝不能仅仅将其作为零星的局部现象来看待，而应从整个社会和大学发展的高度去审视，并加以深入分析[17]。

从我国近年来的大学改革实践来看，部分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已经成为现实，并成为国家高等教育顶层政策设计的重要内容，有效促进我国高校分类设置管理的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知识生产模式2主导下的大学发展正在朝更加复杂与多元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大学的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组织结构等核心要素均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趋势将模式1与模式2的基本范式结合起来，超越以往二元对立的逻辑。这也意味着，从模式1到模式2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或转变，拥有不同背景与历史的大学，其知识生产模式并不尽相同，而且知识生产模式在不同学科内也存在不同样态。模式1与模式2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作为大学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可能的模式。模式1与模式2的融合、组合，抑或交叉等形式，共同构成新的大学发展模式。

(三)知识生产模式3与学术企业

知识生产模式3将近年来知识经济社会发生的变化考虑在内，将大学、非大学机构(如企业、政府、公民团体等)进行协同组合，从而使大学的知识生产形成多方利益相关机构或部门的联盟活动，由此形成了新的知识生产创新模式并构建了创新生态系统。如果说创业型大学的概念与模式2知识生产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在核心概念领域存在交叉与重合，模式3知识生产观下的大学或高等教育部门则可以看作依据模式1和模式2的两套逻辑原则共同运作的知识生产组织，所谓的“模式3大学”试图以创新协同共进的方式，整合模式1和模式2知识生产的逻辑、结构与原则，构建卓越性、创造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知识生产组织模式[14]。

根据模式3的知识生产观，大学的功能也在逐步发生改变，应用性导向进入深化发展的阶段。首先，在科学研究方面，应用语境和体系下的知识生产已经深入人心，大学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需要，特别是“学术资本主义”概念的提出，为大学走向市场、面向收益提供合法的辩护。第二，在学科组织方面，模式3的知识生产不仅需要超越单一学科的壁垒与学科的边界，还需要对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进行融合与交叉，并且大学与非大学的研究机构之间也必须开展合作。这种跨学科、超学科、异质性知识生产机构的组合为科学研究构建极具灵活性的组织框架。第三，在人才培养方面，科研与组织的变化实际上也对大学人才培养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出现诸多新兴行业与领域，大学的学科专业不断更新换代，以满足市场与社会的需要。由此，模式3大学的知识生产呈现更复杂的发展趋势，大学的属性亦亟待被重新定义。

鉴于创业型大学在模式3的知识生产系统中已经无法解释诸多新现象，卡拉雅尼斯和坎贝尔由此提出与模式3相对应的“学术企业”这一概念。创业型大学与学术企业的关键区别在于：创业型大学立足于大学的知识生产，将知识生产的职能与市场结合；而学术企业是立足于产业界，将知识要素作为生产、盈利的要素与材料。因此，学术企业是介于产业企业与大学之间的某种中介组织，也可认为是一种组织化的“知识集群”。学术企业参与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在于创造经济价值与收益，而非学术本身；但学术企业也不同于普通产业界的企业，因为学术企业不只关注经济效益，同样也重视知识生产的创新。由此，学术企业对模式3大学的科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学术企业成为大学与经济社会的桥梁和枢纽，为二者互动与交流提供稳定的、制度的平台；其二，学术企业在支持大学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起到“平衡器”的作用，从而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与质量；其三，学术企业为“知识集群”与“创新网络”提供了典型范例，在协同创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促进知识生产的进一步分化与科学化。

四、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的大学发展方向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深刻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向度。模式1主导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模式2催生创业型大学的崛起，模式3则塑造了学术企业这一新兴的组织形式。尽管目前学术企业等重要的核心概念仍然存在争议，模式3理论也尚处于发展完善的进路之中。但值得肯定的是，模式3知识生产的“知识集群”与“创新网络”汇聚强大的优势资源，特别是构建四螺旋的“协同演进”生态创新系统，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转型与大学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模式3语境下的大学发展向度也许会如经典理论所预测的一般，学术企业将成为大学与社会知识生产的广泛模式。但就目前大学发展模式及其趋向来看，经典模式1与模式2依然在大学组织中发挥不可替代的特有功能。

事实上，随着现代科技的创新发展，经典模式1大学早已突破传统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范式与框架，但在大学发展场域中它却并未像古典大学一般走向消亡，而是在知识生产转型浪潮中塑造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的新模式及新要素，演变成为模式2大学、甚至模式3大学中难以替代的重要一环，为实现全新的大学发展模式奠定功能性基础。那么，聚焦当前我国“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分类设置与发展等重大的改革进程，在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之下的我国大学发展方向在何方？尽管未来难以预知，但理论反思能够帮助我们前瞻实践方向。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代际嬗变过程中，大学的知识生产要素无疑已经开始呈现更加复杂精细的迭代与重组，特别是模式3的创新生态系统为大学发展与变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概念内涵与体系框架。因此，我们认为未来大学的发展也必将走向多元化之路，既不再如模式1大学那般受到森严的学术等级与坚固的学科壁垒阻隔，也超越模式2大学从知识生产到知识应用的线性结构，是广泛融入公民社会(个体)等创新要素的互动、互通、互联的生态结构体系，大学的发展将体现出模式3大学多模态、多节点、多层次、多边界的典型特征，并在发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创新、国际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实现诸要素的协同与融通。由此，大学的发展与改革不再是围绕传统组织与机构变革的单线封闭游戏，而是向着构建全新的话语系统与创新模式迈进。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大学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态势，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理论的确解释了这一过程中我国大学发展出现的诸多现象与问题，但却无法精准预测未来发展的具体路线。加之，在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有语境之下，本土化问题正在逐渐增多，大学的组织变革、育人改革、体制创新等都将成为未来大学发展的时代议题。社会转型带来的变革、大学知识生产动力机制与系统的变化，抑或是大学本身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变迁，都在延续模式1到模式2的核心功能，并在模式3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中不断适应新事物、新需求与新规划。当代社会知识生产转型的复杂多元样态亦正在造就大学发展向度中更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