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伍德布里奇《历史的目的》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叶 建

（温州医科大学 城市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浙江 温州 325035）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胡适等留美学生毕业回国，给国人带来了当时西方较新的史学理论著作，这为近代中国史学脱离传统经学的羁绊并向现代史学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此后，鲁滨逊《新史学》、弗林特《历史哲学概论》等西方史学著述持续得到中国学人的关注和探讨，并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史学理论名著。与此同时，部分西方史学理论著述则犹如昙花一现，其学术价值及产生的社会影响被后世逐渐淡忘。重新挖掘这些消逝在学者研究视野中的西方史学理论著述，有助于当下学界更为清晰、完整地理解近代史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为此，本文就伍德布里奇（Frederick James Eugene Woodbridge）史学理论著作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情况加以探讨，希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伍德布里奇《历史的目的》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概况

（一）伍德布里奇与中国学生的交往

伍德布里奇（1867—1940），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1894 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执教，1902 年转聘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于1912年至1929 年间担任该校政治学、哲学和理论科学学院院长，1939 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伍德布里奇是当时美国哲学界“新实在论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哲学家梯利认为：“武德布立吉（F.J.E.Woodbridge）反对主观的唯心论及传袭的意识观。他说意识本身是关系——一种意义之关系——恰如时间空间等事物间之关系。明了不过是事物在被认识着的情景中所有复杂的不可抗拒的意义之联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