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

宋春光

《邵氏闻见录》（以下简称为《闻见录》）多处涉及“王安石新法始末及一时同异之论”的相关叙事（以下简称为“王安石叙事”）［1］1861。这些叙事展现了邵伯温在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生态中对王安石及其相关事件的记忆。邵伯温自序称：“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并说：“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2］1据此，则《闻见录》中包括王安石及其相关事件在内的叙事，在一定意义上隐含着以邵雍、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颢等为代表的对熙宁变法主要持反对态度的“前辈”的政治立场与文化理想。章学诚曾言：“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3］219在《闻见录》的“王安石叙事”中，其“义”可泛指包括价值判断、精神追求与道德训诫等在内的语义指向；其“事”可指代事件情节；其“文”可泛指包含结构、逻辑和词汇等在内的话语模式。其理想模式恐应是因“事”而运“文”，据“事”以表“义”。但《闻见录》中的“王安石叙事”往往视“义”为目的，以“事”与“文”皆为手段，不仅为“义”而择“事”，甚至为“义”而改“事”、为“义”而造“事”，并运用其“文”使其“义”蕴于其“事”中。这种以“义”为目的的“王安石叙事”并非邵伯温的独创，其固然受到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生态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前辈”“前言往行”与邵伯温自身“后死者之责”的共同作用。

一、《闻见录》中“王安石叙事”的“义”与“事”

《闻见录》中的王安石趋于“心若公孙弘，学若商君，愎若阳处父，（不臣若王处仲），怙子若石季龙”的形象［4］218。这与“王安石叙事”中以旧党之“义”为指归，进而为“义”而择“事”、改“事”、造“事”的书写方式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