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采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宪法界限

陈一飞

（四川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引言

自浙江省杭州市于2020年2月份率先推出“杭州健康码”以来，在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后，①参见章卉：《杭州健康码全国推广》，《浙江日报》2020年2月17日。全国各地陆续上线健康码，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更加普遍地推行开来。社会公众对健康码的关注与讨论也迅速增加。

面对健康码的大规模推行，国内对健康码的批评一直未停歇，除了对一刀切的“扫（出示）码通行”规定有意见，更多则是对健康码采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满与担忧。一方面，对健康码采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疫情防控的有效性有所怀疑，②参见许可：《健康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日报》2020年2月9日。认为其形式作用大于实质作用，真正的病毒感染者或者无症状感染者并不能通过健康码识别发现，所采集处理的大部分个人信息是无关之人的信息，实无必要。另一方面，担忧健康码采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问题，存在“谁有权采集处理公民的个人信息？采集后的公民个人信息由谁控制？采集处理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为何？是否会造成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和滥用？”等等疑问。①对于健康码采集处理公民个人信息的担忧，参见高艳东：《推动健康码从“应急码”成为“法定码”》，《学习时报》2020年10月16日；陈禹衡、陈洪兵：《反思与完善：算法行政背景下健康码的适用风险探析》，《电子政务》2020年第8期；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