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魏晋文人群体的两种模式

龙世行， 韦 露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魏晋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曾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313。这不仅意味着文人的地位开始提高、群体意识开始强化，而且逐渐形成了各种形式的文人群体。“这些群体在形式上或是紧密，或是松散；有的有着比较一致而明确的理论主张，有的仅是在一时的境遇之下的相互倾慕，各有特点”[2]262-263。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正是充满时代特征的两个文人群体代表，他们生活的时代相距并不遥远，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东汉末年的建安七子和簇拥在曹氏父子周围的一批文人，与曹氏父子一起形成了建安文学积极向上的文学面貌。魏晋易代之际出现的竹林七贤，因不愿为当权者服务而走在一起，他们谈玄论道、纵情诗酒，抒写着愤世嫉俗的情感与寄情老庄的情趣，构成了正始文学消极避世的时代特色。差异的背后无疑与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两种模式下的文人群体，是以学优则仕为导向的建安七子和追求遗世高蹈的竹林七贤。

一、建安七子：学优则仕的士人集团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以“七子”称之，并评述道：“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1]313建安七子和“三曹”之所以能紧密联系在一起，除文学创作原因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追求，即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