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 平
胃癌手术完成后,麻药劲儿刚过,我即刻陷入毁灭性的剧痛,没法忍受,生无可恋。但就在这痛不欲生之时,主刀医生却与我谈起后续的化疗问题——这就好比一个人被洪水包围,都快没顶了,你却来问他以后要不要学游泳。我的心里不但充满恐惧,而且充满愤怒。看着主刀医生,我想虽然我是患者,可你也病了,尽管你是为患者着想,但你也犯了因职业而生的焦虑和躁郁。
其实,主刀医生在我手术前一天就已开出医嘱,要在我的手臂里埋静脉注射线,他跟我说这静脉注射线在手术时要派上用场,术后化疗时也会用到。当时我就很不快:第一,做不做化疗应该在术后进行评估;第二,患者有权利选择是否做化疗,任何人都不能代为决定。现在倒好,手术还没做,也没有征询我的意见,你就决定让我做化疗了,而我更希望酌情医治,如非必要,我不愿意再做化疗以增加痛苦。我找到主刀医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跟他“泡蘑菇”——埋线很复杂,需要在X射线的辅助下完成,还得等一个小时才知道是否成功,如果线头在静脉里呈现向上的状态而非向下,即为失败。我跟主刀医生说,要是线头向上,我就不做化疗了,我还说我们俩都要听从天意。主刀医生看了看我,然后笑着耸了耸肩。
虽说这话近乎玩笑,可不知为什么,当我躺到床上接受埋线处置时,我竟意志坚定,认为必然会失败。果然,一个小时后再次拍摄X光片,显示线头确实是向上的,只能重新做。现在想来,心念是何等的不可思议,若想拒绝,一定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