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现代”：五四女性解放的另一种姿态
——许地山式的女性启蒙书写

王威龙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武汉 430000)

现代教育、思想启蒙似乎一直是五四女性走向现代的必经之路。杨联芬认为：“五四新女性产生于新教育制度下的‘学校’这一平台，是伴随大学开放女禁及男女社交公开，在新文化启蒙话语中被建构起来的。”[1]庐隐的《海滨故人》中也曾写到：“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2]当女性解放以现代教育为中介而呈现于文学叙述时，“解放”俨然成为了知识女性的“特权”。有学者将五四时期的女性分为三类，分别是留学海外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受新文化影响的“新”女性，而基数最大的还是“那些很少接受过新式教育或只识得几个大字的传统女性”[3]。而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作为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恰恰忽略了这部分没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的现代诉求。

这直接导致了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中女性解放的研究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长久以来，“娜拉”的“觉醒—决裂—出走”的现代之路作为五四女性解放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遮蔽。女性解放因女性主体、阶级、背景、思想、文化等差异，决定了其本身是一个多面性问题。这决定了女性解放作为社会整体的现代性追求，绝非只有现代教育一种方式。事实上，在五四女性解放的浪潮中，那部分既没有能力自我表述，又为知识阶级忽略的没有经过现代教育启蒙的传统女性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挣扎与困境，才极具普遍性地代表着现代中国绝大多数女性的现代之路，也因此更具研究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