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良制度理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认同型全球化”的制度性证成逻辑

马瑞科 ，袁祖社

(1.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2.成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9)

早在20世纪晚期，法国思想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就曾提出过“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1](P.3)的时代之问。随着全球化在时空双重面相上的不断拓展，全球性共同生存的难题愈发凸显，“阿兰·图海纳问题”至今仍是一个充满谜团的问题丛。当今时代，人类跨主体交互共生的价值理想正遭遇逆反全球化的冲击。旧全球化同质化暴力和一神论叙事与各民族国家愈益强烈的自主性诉求之间的裂痕不断加大，由自我与他者、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撕扯所诱发的全球认同危机，正将人类社会引向地缘化、部落化、族裔化的封闭社会。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和认同的对立趋势所塑造”[2](P.1)。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积极投身于“凝聚人类共同价值”与“保卫全球化”的人类大业之中。作为新型全球关系的中国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倡导并践行的新公共哲学理念，其秉承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类哲学价值立场，以“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中国精神为文化视界，始终致力于以优良的制度理性有效克服和超越启蒙现代性主导的旧全球化的认同危机，在“类本位”的公共视界中，为一种跨主体意义上的文明互鉴、包容差异、尊重他者、互惠共生的“认同型全球化”的生成提供价值规范和实践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