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视阈下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与权威重塑
——以山东省W市J社区为中心

徐 涛

(内江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近代中国社会革命和跨入现代化的进程深刻改变着农村发展格局，在近百年中国乡村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农村社会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巨变。一是始于革命的逻辑引发的行政权力下乡、政治全能主义的构建；二是源于现代化建设的逻辑引致的市场下乡、国家行政权力的逐步退场。前者促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者充分调动了农民的自主性、积极性，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初步飞跃式发展。然而后者引发的市场进入也导致了农民作为乡村主体的崛起、农村社会的去中心化、道德弱化的失序状态及“党组织的边缘化”[1]。

乡村，从其在当下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及国家宏观战略的规划来看，国家力图通过统筹城乡一体化，实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借助外部资源使农村实现振兴。在此背景下，曾经“空转”“停转”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逻辑显然不是置身事外，而是在顺应新时期农村巨变的背景下，依据党的农村建设逻辑，在服务乡村振兴中实现自身的功能重构与探寻可能性的路径实现功能的有效转换，以重塑自身的权威。

一、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的新挑战

(一)利益时代的到来与传统道德伦理的弱化

如果说近代乡村源于革命的第一次巨变导致农民群体的解放，那么以市场为核心的第二次巨变则是农民久已压抑的个体力量的创造力与热情的尽情释放。相较于历史上的农村改造运动，对农村的冲击从未像市场这样汹涌而彻底。今天乡村社会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表现，已然昭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农民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乡村紧跟城市的步伐跨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利益时代。随着利益社会的到来，个人权利成为一切政治和秩序的正当性基础。追逐和捍卫其利益，并将之在可能的条件下实现最大化在现代社会拥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在当下的语境中，农民对利益的认知核心表现为一种简单而又朴素、直接的利益观——货币以及可以物化为货币的资源。作为一个最能概括当下时代特点的语词，利益与利益实现的形式、利益背后潜伏的风险在当今农村有着直观的体现。

1．拆迁补偿，利益实现最大化

伴随着政府主导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农村人口、土地等要素逐步被纳入市场化生产体系之中。农民对生活质量改善的渴望、共享城市资源的向往，达成了在农民群体缺位情况下国家、市场、农民对土地拆迁利用的共识。但在这场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利益博弈中，农民诉求的缺位与沉默，并不表明农民对拆迁标准的真正认同和完全被动性接受。

J社区属于规划拆迁对象，从J社区的前期拆迁及农民的反应模式来看，该社区的拆迁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农民对拆迁抱有一种期望与观望并存的微妙心态。拆迁，符合农民群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生活质量改善的现实诉求。在对拆迁补偿的标准上，农民能在“到处都是这样”的从众性原则上找到合理的接受理由，但这并不表明农民对补偿标准的完全认可。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最大增值的经济效益始终是他们的真实诉求，各种或明或暗的非制度性反抗并未从根底消除。

该规划景区的正式开工始于2016年，在拆迁评估前，即便在采取现场拍照、航拍等技术性防范手段及违规建筑拆除措施施行后，圈地植树、违建现象仍然很难禁止。农民非制度化反抗背后的依据主要来自从众心理及对诸如集中居住后生活成本上升、子女养老压力、疾病灾害等将来的不确定问题的担忧。“能多捞一点是一点”，不确定性、对将来自身的发展缺乏信心，这是J社区农民当时带有普遍性的心理症候。

其次，J社区并非封闭的生活空间，农民对各地拆迁中爆发的问题及政府的处理方式有着深入的了解。网络和线下日常交流是村民获取模仿抗争资源的两种主要渠道，他们利用收集的信息，通过交替运用官方法律、制度话语与农民特有的习惯话语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并获得乡间舆论的声气支援。在“诚信资本”缺失、社区舆论不断发酵的情况下，农民对拆迁表面波澜不惊的背后也隐藏着暗流。

农民利益意识的觉醒、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话语权的缺失、网络资源的获得、法律政策武器的运用及乡间舆论的发酵，导致在这场博弈中缺位的农民群体的利益获得与利益预期的差距始终是一种难以根除的、威胁农村安定的不确定因素。

2．参政议政目标的利益指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以来，农村地区的政治参与从国家层面获得了制度性保证，但“农民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缺乏充分的信任，对通过合法政治参与表达政治愿望缺乏信心。”[2]对当选者的不信任，竞选无望的心态使他们对村级管理事务选择性无视和疏离。事实上，农民对政治权力在资源分配方面的控制性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对事关自身利益的行政事务、国家政策方针的问题上保持极高的敏感，已经具有较高的判断和分析能力。

在J社区，农民对基层组织的运作普遍停留在权力的理解阶段，他们最为看重的是政治权力在社区资源分配中的权威作用，在农民心目中领导者的理想类型是领导能力与公共美德同时兼备的人选，但在具体投票时则优先考虑权力、关系等与利益相关的因素。在农民的政治理性与政治行为之间存有背离，农民选举村干部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选举制约干部的分配不公。

随着国家公共产品的下乡及土地征迁的进行，J社区的村干部掌握了更多的可支配资源，这一变化加剧了农民参政议政的心理期望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人事变动，熟人关系也因为利益争夺变得疏离，后任不追究前任的潜规则被打破。为了获得竞选胜出，各种小动作屡禁不止。当下农民群体对基层行政运作逻辑的理解依然受制于传统治理思维的惯性，他们关心的根本仍然是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掌控与分配，而不是个体权力的实现，这表明村民自治模式下发展基层民主内在要求的责任、义务观念，并没有真正被农民所理解①。

农民对基层政治的认知及村级民主运作的无序，一方面表明农民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公民素质尚有差距；另一方面，对基层组织的工具化认知倾向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对基层组织认同的根基。

3．利益冲击下道德观念弱化

J社区民风淳朴，违背传统道德的行为在熟人社会的舆论氛围中鲜有出现。在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农村、农民被不断被整合进国家行政体系和市场经济体系中，农民逐渐转变为经济上的理性人，乡村传统道德观念日益解体，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新道德又未能适时补位，由此造成了农村的道德失范。

在J社区的村办超市及该街道周围的基层市场中，诸如ABD、奥利粤这样的伪劣产品经常见之柜端。赌博、婚外情、不顾家庭私奔的现象也屡有出现。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农民和党员，不仅未能实现双培双带的效果，反而成为社区舆论批评的对象。同时伴随着国家惠农政策对农民小额贷款的大力支持，贷款变得容易，即便是部分并不宽裕的家庭也要通过房屋抵押的方式追求超前享受。禽畜的大量用药及蔬菜自留地的存在也成为村民心照不宣的秘密。

作为经济理性人的农民致力于物质的满足和感官刺激，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农村、农民人伦价值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已经逐渐失去其所依托的载体和存在的现实基础，伦理道德的失范正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问题。这一现象的产生有其内在的时代渊源与其部分正当性基础，兼之产生方式的隐蔽性与多发性及地方的忌讳性保护，使得这一问题变得纠缠复杂和难以短期从根底解决。

利益时代的逐步到来，农民作为理性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制定，使得个人利益获得了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基础。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与利益时代到来伴随的是农村同时在走向富裕和阶层分化，而农民本身作为一个群体与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依然存有差距。农民追寻利益的过程带有非制度化、非理性化甚至非法的特征。各种因素的叠加导致农村群体利益诉求多元化与基层政府管控难度增加。在这种背景下，单向度的管控思维既难归约双方共赢的最大公约数，也难以有效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推动当下的新农村建设。

(二)逐步走向富裕与阶层分化

2000年前，在整个国家经济总量不大的背景下，J社区贫富差距非常有限，农民的阶层分化并不明显。2006年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以及公共产品的大量下乡，J社区依据经济收入划分的阶层分化日益明显。

在J社区，按照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2.85元的标准[3]对比来看，明显可以划为三个层次，富裕阶层(人均可支配收入4-6万以上)、中间阶层(人均可支配收入2-4万)和相对贫困阶层(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以下)，富裕约占10%，主要是从事农资经销、开设私企、废品收购、承包集体企业的农民及部分充分利用了资源下乡、违规获利的部分权力掌控者。中间阶层多是受益于农村土地改革、农业的多元经营者，这部分约占总人数的70%。相对贫困者主要是部分丧失了劳动力的老弱病残及游手好闲者，约占总人数的20%。然而即便如此，按照村干部的说法，相较于紧邻的以蔬菜种植闻名的S市，J社区至少要落后10年。在这种认识与理念的背后，昭示着该地区的农村在逐年走向富裕是个不易的趋势。

从社区的分层与村级行政的关系来看，富裕阶层与村级行政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在村级行政人员组成中，掌握权力拥有了更多致富的机会，权力可以产生财富，但财富拥有者并不一定能成为权力的掌控者。对中层村民而言，他们的发展得益于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交通条件的改善及基层市场的开辟。他们对党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注和极强的实务能力，对党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对形式主义、繁琐的事务有着天然的排斥。伴随着交通工具的改善，他们的活动半径扩大，对人情世故和市场导向具有较强的把握能力，具有较强的交际能力和信息收集能力，是当下农村中最有活力和数量最多的阶层。因为积极参与村中事务组织，已成为村中的权威担当和文化事业的延续者。底层民众多为老弱病残，劳动能力的弱化、生活习惯的差异使得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不够融洽，普遍而言，老弱病残是当下农村中最需要照顾的一类群体。

农民财富的相对容易获得和积累削弱了党组织援引经济对农民的动员和整合能力。在农民的认知中，普遍将发展经济视为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后个人的事务，个人致富与基层干部缺乏关联。加之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及基层干部的频繁更换导致责任主体缺失反过来又强化了农民对这一过程的认知，严重削弱了农民对党组织的信任和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民富时代的逐步到来，利益主体的分化，导致在现实中难以归约出农民群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一困境也凸显了当下对农民群体进行整合的难度与现实操作中的技术困境。

(三)网络时代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拓展与信息获得

传统社会影响下的农村农民的活动边界“由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4]，农村社会的人际关系网络主要围绕基层市场的活动区域构建。伴随着交通工具、利益的驱动农民的活动范围早已突破了传统的基层市场的活动区域，J社区农民的常态活动半径拓展至方圆30里左右，呈现出向城市周边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域转移的倾向。在J社区中，90年后出生的成年人，无一留守农村，人口的流动性促使生产协作成为当下农民构建人际关系网络的主要方式。

在更广阔意义上突破农民活动区域空间限制与重构农民人际关系网络的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与普及。受益于2008年一号文件推进农村信息化、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的落实，国家公共资源加快了下乡的步伐。2008年以后，以农村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公共产品的提供空前丰富。在J社区，上网而非主流信息传播渠道的电视，成为农民主要是中青年农民群体获取资源、了解国家政策方针的主要渠道。J社区农民上网所占的时间比重依次为休闲娱乐、网络交友和搜寻商业信息、学习。网络的存在丰富了农民群体的业余生活，为商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信息获得渠道，拓宽了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

网络的开放性、传播即时性及资源获得的无限丰富性，也使得具有潜在利益诉求的农民群体成为一个虚拟的联盟。信息共享、线上与线下的人际关系构建拓展了活动的边界，使得农民群体应对利益获得得到了更多的理论资源、现实经验与对抗技巧。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农民非制度化反抗应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途径。近年来，河北卢龙“村民群聊带铁锹集合跟县老爷们要说法”[5]案例的发生证明利用网络空间组织对抗确有发生的可能。同时网络空间的存在，还突破了传统下党组织对信息的掌控和解释的封闭空间，加之农民普遍辨别谣言的能力相对不足，对网上信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导致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资源进一步的分解、权威进一步弱化。

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重塑的可行路径

伴随着农村社会逐步进入到网络时代和走向“利益时代”“富裕时代”，村级党组织日益工具化，资源分散、整合能力下降，农村基层党组织面临着“权威弱化”“边缘化”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群众路线的内在规定及维护社会稳定的背景下，有效应对农村社会阶层分化，利益追求、多元化带来的挑战，不仅仅关系到村级党组织的命运，更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命运。基于此，如何重新定位党组织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科学有效地应对时代变化带来的挑战，充分发挥内生性村级党组织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重塑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课题。

(一)构建以共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制定竞争规则，由权力的掌控者向权力的分享者、制度的维护者转变

“利益时代的问题不在于压制和消灭人们对于利益的渴望和捍卫，而在于如何捍卫自己的利益，如何处理利益的冲突，以及如何限制利益集团的争夺对于政治和人心的伤害。”[6]依据高超群先生的解释，利益时代具有三重意涵：肯定每个个体利益获得的正当性；利益实现途径须具有合法性，利益获得应是一个共赢的过程；防止坐大的利益集团无序纷争造成利益格局的零和博弈与固化。在当下的部分农村，追逐利益、监管弱化、竞争失序三个方面的表现在农村同时显现。面对网络时代和农村阶层的分化、传统的家族势力，不同群体的诉求不一甚至冲突，在利益追求的逐步分化下，要在分散的利益追求之中归约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变得异常艰难。同时，基于人性与现实的改变，人们的利益诉求会不断变化，满足所有群体的利益变得难以操作，利益多元化格局形成。

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经济利益视为整合农民意志的最大公约数，但在逐步走向富裕、阶层分化明显的J社区，农民群体关注的利益优先次序已经表现出了很大不同。更高收入、就业机会、福利保障、子女入学甚至环境问题成为农民群体优先关注的不同问题，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焦点的碎片化构成了当下农民生活态度与价值理念的常态。

同时从村干部引导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在J社区，村民认为致富主要是依靠自身寻求门路，兼之基层干部的频繁调动，找不到责任主体，村民对此深表不满②。从该社区的基层行政运行来看，在完成上级任务方面效果较好，但在引导村民致富方面实践效果欠佳。在当下的农村社会环境中，引导发展经济的能力固然重要，但已很难称得上是对民意的整合和有效整合农民群体的首要途径。

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基层政府的应对运作流程具有滞后性，很难做出灵活有效的应对，农村社会的整合变得异常艰难。基于农村这一改变及基层政府组织应对不足的问题，对乡村干部的功能定位存有代理人、当家人、守夜人与撞钟者的争论[7]。

农村的两委共治局面原本是农民、基层政府、村党委三方博弈的结果，事实证明，这种基层治理模式是有效的。利益时代的到来，利益格局的冲突与多元，冲击了党的威信，传统由上而下的治理模式耗费了更多的社会成本。同时过多的参与具体事务，导致基层党组织精力分散建设滞后。在一个追逐利益的时代，基层党支部由当家人、代理人向守夜人转变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转换路径。这一功能转换避免党组织卷入直接的利益纷争，可以为党组织的权威维护提供一个缓冲的空间。

上述方案在理论层面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但是，依据对J社区及周边社区的观察，乡村民主操作的无序竞争及村民权力越大权威越高的认知逻辑，农民已经形成对外生型权威——党的领导的心理依赖，对民选的村委普遍认可度较低。因而党的主要任务显然不是直接推动村民自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2019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的协商民主是当下一种比较可靠、可行的基层治理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以群众路线为底色、以扩大政治参与和构建共识为核心，可为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提供平台和机制，它的实现是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利益博弈最终达成利益均衡的过程。依据邓彩霞的跟踪研究：“基于共识基础上的协商缺位以及回归，是引导公共事件发生、发展及其化解的核心元素，共识建构和公共事件有着密切的生发逻辑关系。”[8]共识缺位也是当下基层矛盾频发和矛盾无法有效化解的痼疾所在。在J社区，农民群体有较为强烈的参政议政的期望，通过搭建沟通的平台，引导农民群体特别是新兴精英群体主动参与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通过与基层干部的理性、平等对话，形成利益多元时代具有包容性或涵盖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可以有效地疏导潜在的冲突和矛盾，引导乡村治理逐步步入民主自治轨道。

为了避免大规模农民参与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引导农民有序参与协商，首先需要在利益各方同意、共同参与的基础上制定规则，通过各方博弈形成有效方法、对策、机制等，使各方都找到利益平衡点，通过提供不同的制度和方案来给这种协商提供平台和规则。在坚持党的领导、规则至上的基础上，促成党的功能由权力的掌控者向权力的分享者转变，可以避免党组织的精力过于分散，利于为党组织权威的维护提供一个弹性的空间。利于整合民意、民主决策的形成，凸显人民当家作主的成就感和获得感，有效疏导底层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利益各方竞争有序格局的形成。

(二)凸显组织优势，拓展新功能，由具体行政事务的掌控者向社会事务的关注者、服务者转变

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主体自主性日益增强，个体的利益和要求获得了正当性；同时在市场的推动下，附加在城镇户口上的各项福利制度，在城市居民中归属于各种企业和行政单位组织的社会管理功能，在农村则几近于无或处于虚化的运转状态。

农村的自组织能力呈现出两面性，在面对事关全局的、影响较大的重大社会危机如地震救灾、SARS病毒、新冠疫情方面因为上下高度重视，行动一致，贯彻得力。但在事关小范围的村民个体事件，如贫困救济、法律救助、利益环保诉求等方面则存在缺位，关乎一部分群体利益的群体组织、行业组织同样面临缺失的窘境。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针对这一窘境曾经指出：“中国小农的特点是善分不善合。中国农民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很难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形式的联合。”[9]农民自我组织能力的薄弱、农民群体的碎片化、原子化特征导致当下农村的自我组织呈现出半真空状态，为一些宗教组织、甚至传销组织的渗入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相较于农村中农民自我组织能力较弱这一现实，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能力具有天然的优势，当下农村社会组织缺位或失范的地方，恰是中共组织应补位的空间。除继承传统的功能外，中共还需扩展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新功能。一方面传统功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另一方面依据农村演化的新形势开发一些原来没有的而发展急需的功能，如治安保障、环境保护、紧急救济等[10]，再者如与部分村民相关的商业市场、交易平台的打造、行业协会的自我组织、在信息技能方面的培训及针对社区矛盾自组织解决的“微治理”[11]等。党员完全可以凭依自身具有的组织能力、组织优势，通过引领、示范等途径，引领促进农村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运行，切实急民众之所急，解决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民众与基层政府的矛盾问题，夯实党与群众的关联基础，提高为农民服务的能力，创建“农村服务型基层党组织”[12]。在党的各项非权力领导方式中，“最能让人民接受的非权力方式就是服务，党的组织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服务功能，才能在权力所能达到的范围和权力不能达到的范围都保持自己的凝聚力”[13]。

同时，党组织可以进一步借鉴传统士绅精英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经验，引导农民“参与党员干部选举、党的决策过程、民主监督、参与党的社会活动”[14]等方式树立政党自身的权威。在服务社会和吸纳社会参与中，联合社会中层精英、“新乡贤”一起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引领乡村文化、社会活动的发展，吸纳非党员群体参与党的活动，构筑出新形势下党领导的权力文化网络，增强农民对党组织的认同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路径。

(三)凸显实效，以身作则，由“翻译者”向示范者、引领者转变

1．干部群体的有效行政

党的干部具有象征化的特征[15]，是联系党与群众的中介。习近平指出：“基层干部离群众最近，群众看我们党，首先就看基层干部。基层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16]民众通过对干部的认可认同党，因此，干部教育、塑造就成为党的政党文化构建、权威重塑的一个核心要素。然而今天的乡村党员特别是干部群体“当家人-代理人”的定位与目标尚属于理想状态，相当范围内的村干部实质上是利己的“翻译者”，村干部通过对话语权的掌握，上下其手，“放弃了带领村民致富、促进农村发展之职责，游走在国家与社会、村民与政府之间，谋求个人私利”[17]。在一个讲究利益的时代，“农民的政治信任不是基于理想信念和历史记忆，而是基于现实个人权益的算计。他们对权力的认同和服从更具有交换性，即权力执掌者需要以自己的责任和绩效换取权力对象的认同与服从。”[18]利益时代的认同凸显的是一种基于对政策效果实践、能够获得具体的物质利益的效果认同，而并非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认同。

党员干部群体的“翻译者”定位之下，导致农村出现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干群关系。这就要求党组织必须通过指导、监督与培训等方式，加强政党形象的体现者基层党员干部的素质和能力，加强对“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19]。凸显基层治理的行政效能，改善提升基层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群体的形象。

依据J社区村民对问题的关注程度和期望，当下提升基层行政效能需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形式主义必须废止；基层政策必须科学规划，符合村情、民情，确保落到实处，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党组织作为基层行政的监督者、行政与普通村民利益冲突的仲裁者，积极回应农民问题，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和平衡利益的能力。通过积极与农民的协商建构共识，提升农民对党组织的信任和化解因表达渠道不畅导致的民怨与误解，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国家——乡村缓冲地带的功能与作用，提升农民群体的满意度。

2．党员群体的道德示范、引领

新时期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乃是奠基于农民对自身利益有着明确判断、个体主动性高度发展的时代，农民群体具有接受重形象、感受不重逻辑的特点。加强党组织建设，加强农民对党的权威的认同、引导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通过采取引领示范的方式远比管控的方式更加有效。

要实现上述目的，就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引领、示范、表率作用，“在诸如发展农村经济、实施帮贫济困、改善村容乡风、构建和谐社区等方面为群众做出榜样，以自身行动体现双培双带方针，带动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农民熟悉并认可的道德化权威力量，引领农村思想意识的发展方向，使农村社会风气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转换和提升，为党在文化领域的权威地位构建创造健康的思想文化环境，奠定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20]。当然，要充分发挥党员的示范效应需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予以配合。首先，党必须严肃党内纪律，加强对党员的监督，强化组织、生活作风建设，提高党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自觉意识、水平和能力。其次，注重党员良好作风的培养和形成，加强党组织对现有党员的作风教育及监督。再者，完善党的队伍，提升党员素质，调整党员的组成结构，特别是注重吸收社区中敢于担当、富有见识和奉献精神的“中层精英”“新乡贤”进入党组织，扩大党的组织的群众基础及社会认同基础。坚决剔除害群之马，优化党员结构，并将党的治理优势不断转化为效能优势，增强农民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引领、培育、发展并营造出对党的文化高度认同的思想文化氛围与场域。

三、结语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保持党的草根性与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桥头堡，是党的生命力与源泉所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综合来看，导致当下基层党组织建设不能有效加强的困境主要有两个：一是承担着党与行政双重重任的乡村行政体制下的基层党组织其权力、资源与责任的不对称。二是在今天利益高度分化，各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农民主体意识崛起、矛盾冲突日益激烈导致问题叠加，进一步加剧了基层党组织建设与认同的挑战与难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完成了党和政府从管理国家到治理国家的跨越。党的十九大规划了乡村振兴的宏伟战略，提出把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明确提出了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新路径。

这一理念的转换毫无疑问切中了当下农村工作中的病症，然而在现实进程中，受制于体制理念的限制和农民群体自身现代公民素质的欠缺，基层党组织始终难以真正摆脱管控思维。在此背景下，以当下农村自我组织、自我治理的实践来看，可资推广、总结的成功经验尚不多。一方面保证党的权威，另一方面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创设出农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并成功促成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转型，走出一条符合当下中国民主发展趋势的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显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这可能是一个还需要持续摸索、不断实践的长期过程。

注释：

① 一旦农村产生了对民主政治的需求，就意味着它已经是城市化的社会。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农村政治参与的行为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11(05).

② 与村民对底层干部的不信任相对的是村民对党的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认同感，“干部是坏的，政策是好的”，表明农民群体对基层党的认同主要倾向于一种政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