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祭”传统与“萨玛”坛祠
——都柳江流域的村寨空间、生计变迁与国家制度

黄 瑜

顾颉刚在《庙峰山进香专号》中讲述妙峰山香会的来源时，就此提出一个“‘社会’（乡民祀神的会集）变相”的议题，谈到上古传统中的“社祭”依然在民间存续的现象：“社祭是周代以来一向有的，而且甚普遍，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有。现在我们无论到什么三家村里，总寻得到一所‘土地堂’，原来这是他们一社的社神呢！”①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见《顾颉刚全集》15，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9页。后来他到泉州进行风俗调查时，更看到当地“铺神祠”中所供奉的种种神灵被当作民间的土地神祭祀，显示了其与“社祭”传统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演变关系。②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泉州风俗调查记之一》，见《顾颉刚全集》15，第500—508页。

近年来，不少学者也延续顾颉刚对“社祭”传统的这一研究路径，考察“社”在明清之后民间社会中的存续与变身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其在中国史研究中的意义。刘志伟认为村社——即以社坛（庙）为中心的聚落——作为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对珠三角地区的“水上人”而言，是随着他们由水生到陆居、由离散逐步走向定居模式的生活逻辑层层叠加而成的社区—国家结构。③刘志伟：《村社形成的生活逻辑——水上人定居聚落的社庙》，“重新认识传统”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主题发言，2018年9月7日。而刘永华侧重于对明清时期里社坛制度的出台及推行过程进行细致梳理和论述，探讨其对于乡村社会祭祀仪式和信仰层面的实质性影响。④刘永华：《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