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与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

刘 倩

序言：被崇尚和被误读的《娜拉》

如果谈到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上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大概非易卜生莫属。茅盾在20世纪20年代回顾几年前易卜生在中国的影响时曾经说道：“那时候，易卜生这名儿，萦绕于青年的胸中，传述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①沈雁冰：《谈谈〈傀儡之家〉》，《文学周报》1925年第11卷第3号。易卜生的很多作品都在不同方面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然要数《娜拉》（又译《玩偶之家》）。与此同时，易卜生在中国被接受的过程又充满了误读、曲解和断章取义，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这首先体现在五四时期学界对易卜生的介绍，对他思想的关注远远超过对他艺术的关注，甚至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者。②赵冬梅：《被译介、被模仿、被言说的“娜拉”——一个中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典型个案》，《东方丛刊》2004年第2期，第199—209页。作为“现代戏剧之父”（the father of modern drama），③Narve Fulsås，Ibsen，Scandinavia and the Making of a World Dram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p.1.易卜生是欧洲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源头。④王宁：《“被译介”和“被建构”的易卜生：易卜生在中国的变形》，《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50—59页。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以其在戏剧和文学上的创新，被欧洲文艺界视为“欧洲先锋主义的典范”（the exemplary European avantgardist）。⑤Narve Fulsås，Ibsen，Scandinavia and the Making of a World Drama，p.1.然而，民国初年的中国学界在解读易卜生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其作品中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元素，①Qi Shouhua，（Mis）reading Ibsen：Chinese Noras on and off the Stage and Nora in Her Chinese Husband's Ancestral Land of the 1930s as Reimagined for the Globalized World Today，Comparative Drama，No.4，2016，Vol.50，pp.341－364；宋剑华：《东施效颦：论中国现代文学叙事中的“娜拉”现象》，《福建论坛》2011年第10期，第44—53页；Wang Ning，Reconstructing Ibsen as an Artist：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ception of Ibsen in China，Ibsen Studies 2003，No.3，pp.71－85。很少关注其在人物设置、结构安排等方面所使用的艺术手法，而仅仅强调其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