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玲, 陈 静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全球观”,是中国顺应人类社会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的历史潮流向世界提交的一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答卷”。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所驱、时代所需、人心所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构建的核心要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认同的有效实现。国内学者以高昂的使命意识与创新精神,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认同的现实困境,强调“文明的冲突”是重要阻滞因素,“文明交流互鉴”是有效化解之道。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认同仍存在多元困境,因而需要探索更多方案与“文明交流互鉴”形成协同之势,以期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认同的有效实现。
尽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广泛共识”[1],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认同仍存在较多现实困境,其中“中西文化樊篱阻隔理解沟通、‘文明冲突论’削弱认同基础”[2]是重要表征,即“文明的冲突”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认同的重要阻滞。塞缪尔·亨廷顿将人类文明具体划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3](PP.30~33),强调此八种文明形态之间的诸多差异会上升为文明的冲突,将是对冷战之后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某些西方国家借此大肆宣扬“文明的冲突”,无端捏造奠基于中华文明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其他民族、地域、国家文明存在“冲突”的虚假现象,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中国文明霸权”的“话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