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阳明“调摄为主”的柔性治理思想
——以奏设崇义县为例

胡发贵

文治武功，是阳明先生留给后世的两大遗产。其间的文治，因其创造性地融入了阳明先生的心学理念，结晶出治国理政、特别是基层治理“调摄为主”的方略，创造性地发展了传统的“教化”理念，并在实践中进行了成功的实施。明正德十二年至十三年间（1517—1518年），他连续奏设的平和县、崇义县、和平县，就是其“调摄为主”理念的成功范例。本文将侧重于以阳明奏设崇义县为例，试析其“调摄为主”理论的主要意涵，请方家指正。

一、崇义设县的考虑

据史料，设立崇义县是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十二月至正德十三年十月间，反复奏请朝廷的结果。《王阳明全集》中收录的《立崇义县治疏》（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和《再议崇义县治疏》（正德十三年十月）两篇奏疏，就直接印证了这一点。阅读这两份奏疏不难发现，王阳明南下文治武功，虽然功绩显著，仅用两个月时间就消除了南赣闽广一带多年的盗贼之患，但王阳明并未因此沾沾自喜，而是深思何以长治久安，何以武力“攻治”外，更持久而低成本地“调摄”。他在奏疏中建议朝廷顺民情、体民意、防后患，以当地原有的“崇义里”为县名，“如此，则三省残孽，有控制之所不敢聚，三省奸民，无潜匿之所不敢逃。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久安长治，无出于此”［1］295。为此，阳明反复上奏请设崇义县，并有着多重的考虑。

一是当地三县交界，地势险峻。阳明大破桶冈贼后，见其地为上犹、大庾、南康三县交界处，东西南北相去三百余里，人迹罕至；且山势连绵，地形险峻，“四面青壁万仞，中盘二百余里，连峰参天，深林绝谷，不睹日月”，于是“议以其地请建县治，控制三省诸瑶，断其往来之路，事方经营”［1］294。

二是这一带匪患重。阳明在《横水桶冈捷音疏》里称：两个月间用兵万余，捣毁上犹等县，横水、桶冈等地横行十余年之匪患，贼巢80 余处，斩大贼首86 名，贼首级3000 多个，俘获6000多人。此外，这一带盗匪野心大，有狂妄的政治企图：自封有王号，总兵；祸民深巨，史称“民灭田荒”；匪患深，聚散无常，“访得各县流来之贼，自闻夹攻消息，陆续逃出颇众。但恐大兵撤后，未免复聚为患。合无三县适中去处，建立县治，实为久安长治之策”［1］293。因此，防匪“漏殄”复聚，防止“通贼窝主”复燃的任务，就显得十分艰巨。

三是兵攻代价大。依阳明的分析，若举重兵大攻，“必须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士兵。四路并进，一鼓成擒，庶几数十年之大患可除，千万人之积怨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围五攻’之例，计贼两万，须兵十万，日费千金，殆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积粟料财，数月而事始集，刻期举谋，又数月而兵始交，声亦彰闻，贼强者设险以拒敌，黠者挟类而深逃，迨于锋刃所加，不过老弱胁从”。而“狼兵”之调，不仅伤财，更苦民：“且狼兵所过，不减于盗；转输之苦，重困于民。近年以来，江西有姚源之役，疮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军旅未旋，府江之师方集于两广，偏桥之讨未息于湖湘。兼之杼柚已轻，种不入土，民将何以堪命？”显然，在阳明看来，一味用兵征讨的代价实在太大，不啻是匪患外又加上一重“兵患”。而且在阳明看来，兵本来就是凶器，万不得已方才用之。他在《平茶寮碑》中，简述“甲寅破横水、左溪诸巢，贼败奔；庚辛复连战，贼奔桶冈。十一月癸酉，攻桶冈，大战西山界。甲戌又战，贼大溃。丁亥，与湖兵合于上章，尽殪之。凡破巢大小八十有四，擒斩二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后，感叹：“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成，重举事也。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1］265阳明还以小儿拔牙为例，说明猛拔实凶险，需慢摇渐动直至脱落为稳安。换言之，用兵攻治是不得已的选项。

四是一味招抚亦不妥。阳明经过仔细研究和实例分析后，指出对于当地的盗匪，过于用兵攻治固不当，但一味招抚亦有不妥。如正德七年（1512年），招抚郴州匪首龚福全，“给为冠带，设为瑶官”，其他高仲仁等众多贼首，也“给与巾衣，设为老人”。但是，不久招抚即告失败，“未及两月，已出要路劫杀军民，动辄百千余徒”［1］265。而且气焰更为嚣张，造“吕公大车”，称“总兵、都督、将军、廷溪王、征南王”，打杀乡民外，还攻打州县城池，虏捉知县，劫库劫狱。

因此，权衡再三，虽然设立新县会劳民而费财，“役三县而建横水，似亦动众劳民”，但设立新县也让三县从此根绝盗匪之患，“如此则三省残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无潜匿之所而不敢逃，变盗贼强梁之区，为礼义冠裳之地，久安长治无出于此”。可见，设立县之议实是基于长远考虑，是出于保一方长治久安的谋划，“建横水而屏三县，实乃一劳永逸”。

二、崇义设县显示出阳明“调摄为主”的柔性治理思想

设立崇义县，亦如阳明设立平和县和和平县的理念一样，是反对一味对落草为寇的所谓盗匪使用武力，而是主张在适度使用武力的同时，更主张制度化的教化，注重从人心上来感化他们。这也是阳明进行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显著特色，其本质是倡导一种柔性的治理理念。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表达，是推崇仁爱为务的德治，而不是“寡恩薄情”的“法治”。

其一是重视乡约的规束。王阳明虽然南下平治功绩显著，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消除了多年的盗贼之患。但王阳明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他以为：“贼之患，譬诸病人，兴师征讨者，针药攻治之方；建县抚辑者，饮食调摄之道；徒恃攻治，而不务调摄，则病不旋踵，后虽扁鹊、仓公，无所施其术也。”［1］1370显然，阳明是在思考更为长久和根本的治理之道，而不能一味仅靠武力征服，重要的是“调摄”，即要赢得“民心”，从根本上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1］1377

基于此一基本信念，阳明十分重视调动乡民的热情，组织他们自治，大力推动乡约。如著名的《南赣乡约》形成于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使，巡抚赣、南、汀、漳等地期间。这一带相当于今江西、湖南、福建和广东四省交界处，山多、地广、人稀，史称“南赣山谷险阻，往多贼窟”。对此盗多难治的社会现象，王阳明经过实地考察，有自己的深入思考：“盗贼益无所畏，而出劫日频，知官府之必将己招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知官府之必不能为己地也。夫平良有冤苦无伸，而盗贼乃无求不遂；为民者困征输之剧，而为盗者获犒赏之勤；则亦何苦而不彼从乎？是故近贼者为之战守，远贼者为之乡导；处城郭者为之交援，在官府者为之间谍；其始出于避祸，其卒也从而利之。故曰‘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者，此也。”［1］342所谓“招抚之太滥”，实则批评当地政府治理之策的不当。显然，阳明以为民俗之恶，盗贼泛滥，非此地民众先天就是坏人，而是后天习染使人性变恶，良民变成了恶贼。那么，如何来预防、改变这一现状呢？阳明提出要订乡约，大兴教化：“（正德十三年）十月，举乡约。先生自大征后，以为民虽格面，未知格心，乃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辞有曰：‘顷者顽卒倡乱，震惊远迩。父老子弟，甚忧苦骚动。彼冥顽无知，逆天叛伦，自求诛戮，究言思之，实足悯悼。……务和尔邻里，齐尔姻族，德义相劝，过失相规，敦礼让之风，成淳厚之俗。’”［1］1386乡约之出笼，是为去乱就治，更好地治理乡村，保一方平安，化一方人性。

其二是注重动情喻理的感化。阳明的治理理念中更多地显示出对人的同情与理解，甚至对“暴民”也以为他们事出有因，并非生来皆顽劣，生性皆坏人。故阳明不主张一味地武力镇压：“咨尔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往者新民盖常弃其宗族，畔其乡里，四出而为暴，岂独其性之异，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无道，教之无方。尔父老子弟所以训诲戒饬于家庭者不早，熏陶渐染于里者无素，诱掖奖劝之不行，连属叶和之无具，又或愤怨相激，狡伪相残，故遂使之靡然日流于恶，则我有司与尔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责。呜呼！往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文中所谓“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恶，岂不由于积习使然哉”，就是突出民生并非生来就不善，而是后天“积习”熏染的结果；而且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阳明深刻反思了民“流于恶”的原因，尖锐地指出是“有司之治”的未尽职。阳明这类反思不但犀利而且切中了问题要害，显然也是站在“乡民”一方说话的。从文意看，显然不无为民开脱的意味，并有意强调“民之为暴”实出无奈，“有司”应为其“无道”“无方”承担责任。阳明的立场和认知，体现出他对底层民众遭遇的深切理解和不幸处境的真挚同情。

正是出于这种理解和同情，阳明布政甚至施兵之初，常常是进行喻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晓喻”对话。特别典型的如在兴兵剿除浰头巢贼之前，阳明特意发布了《告谕浰头巢贼》（正德十二年五月）。在严厉谴责“巢贼”“杀害良善”罪恶的同时，也明示其间有天良未灭之人，“尔等巢穴之内，亦岂无胁从之人。况闻尔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间固有识达事势，颇知义理者”；而且阳明还自责前此未能及时“抚谕”，不应“不教而杀”：“自吾至此，未尝遣一人抚谕尔等，岂可遽尔兴师剪灭；是亦近于不教而杀，异日吾终有憾于心。故今特遣人告谕尔等。”阳明细腻地分析“巢贼”的“辛苦”：所得不多，衣食不充，还有“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之危；整日龟缩深山，不能“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过着“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担惊受怕、忧苦终身的非人生活。阳明劝“巢贼”思量，此等日子“亦有何好？尔等好自思量”；如果幡然悔改，“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这类入情入理的晓谕，实为“破心中之贼”，是有相当冲击力的。阳明不仅动之以言语，还惠之以实物：“吾今特遣人抚谕尔等，赐尔等牛酒银两布匹，与尔妻子，其余人多不能通及，各与晓谕一道。尔等好自为谋，吾言已无不尽，吾心已无不尽。如此而尔等不听，非我负尔，乃尔负我，我则可以无憾矣。”

阳明还特别明示将宽恕其“一时错念”，保证会予其“改行从善”的机会：“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甚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怫然而怒。尔等岂可心恶其名而身蹈其实？又使有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尔等当初去后贼时，乃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尔等肯如当初去从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这类入情入理的谆谆开导，使“巢贼”既明其罪恶，又晓悟其所失所得，且自新之道又明白在前，可见阳明的“晓谕”，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之上的。阳明剿匪功效之著，大有得于其攻心之术的“破心中贼”建树。

对盗匪都如此耐心晓谕，阳明对“顽民”自更抱同情之心。如《告谕顽民》就充满不忍与温情的开导：“然尔等罪恶，皆在本院未临之前；自本院抚临以来，尚未曾有一言开谕尔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谕，以弭盗息讼，劝善纠恶，而各该县官又因尔等恃顽梗化，皆未曾编查晓谕，尔等皆未知悉，其间或有悔创自新之愿，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杀，虽尔等在前之恶受此亦不为过，然于吾心终有所未尽也。近日抚州同知陆俸来禀，尔等尚有可悯之情，各怀求生之愿，故特委同知陆俸，亲赍本院告谕，往谕尔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编排晓谕，使各民互相劝戒纠察，痛惩已往之恶，共为维新之民。”

对于百姓，阳明更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反复疏导。如在其发布乡村治理计划时，并非一味告诫或训斥，在其发布的众多告示中，如《谕俗文四章》《谕龙南乡约一章》《告谕龙南一章》等，都是说理陈情，晓以大义，陈以法章，譬以人情物理。前所引的《告谕父老子弟》中就一再晓示“父老”要“教约子弟”。《案行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中，也洋溢着劝谕的循循善诱之意。可见，无论是剿匪还是安民，阳明的施政核心是从实际出发，从民情出发的。换句话说，阳明的社会治理是尚文治而后武力的，即所谓先德后刑，力主以仁心仁术待民，“悯悼”之余，更求“宽贷”，予民生路与活路，这也是其柔性治理的最大特色。

三、“人人心中有仲尼”

王阳明之所以一再要求在盗匪猖獗之地设县，之所以坚决主张“调治”为先，“攻伐”为后，之所以力主教化为重，如果往深里推究，则与其“良知”说以及“人人心中有仲尼”的性善论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王阳明认为人皆有“良知”，“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69。只是常人有时被物欲所迷惑，良知不显：“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著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1］60人人有“良知”，即意味着肯定人性中有绝对的善，因而也都有可能成圣为贤。阳明形容人人心中皆有仲尼，其弟子王汝止还演绎师意，夸张地说“见满街人都是圣人”［1］102。现实的人当然是千差万别的，有好人，也有恶人，甚至还有落草为寇的，但从阳明的“良知”说看来，人之为人，均天赋“良知”，故人在本质上是善的，“人人心中有仲尼”更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

从理论逻辑上看，阳明“良知—性善”论，为其剿匪和社会治理的“调治”方略，提供了内在的价值依据。

其一，尽心爱所有人。阳明自己特别强调其“良知”说的仁爱之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1］818。故阳明宣扬万物一体的博爱：“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心。”［1］47下面这段引文，更为生动地凸显了阳明“良知说”爱人如己的仁者情怀：“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一家饱暖逸乐矣，而天下有未饱暖逸乐者焉，其能以亲乎？义乎？”［1］49正是本着这一情怀，即使对于“浰头巢贼”，阳明仍怀抱“人命关天”的恻隐：“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等寻一生路。”（《告谕浰头巢贼》）因此，不忍心痛加武力，“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告谕浰头巢贼》）。破横水之贼后，阳明还反复申令：“此后但有未尽余党，务要曲加招抚，毋得再行剿戮，有伤天地之和。”［1］473在阳明众多的安民“告谕”和“乡约”中，流淌的均是此类视民如伤的拳拳仁心爱意。如其正德十二年的《告谕新民》：“尔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训子弟，头目人等抚缉下人，俱要勤尔农业，守尔门户，爱尔身命，保尔室家，孝顺尔父母，抚养尔子孙，无有为善而不蒙福，无有为恶而不受殃，毋以众暴寡，毋以强凌弱，尔等务兴礼义之习，永为良善之民。”可以说，阳明“调治”论最核心的价值理念正是“恻怛之仁”。

其二，人尽可教化。人心中“皆有仲尼”，既肯定了人性善，又预示了如孟子所强调的人皆可以“如尧舜”，亦即人性是有无限向善之可能的。因此，“教化”说就具有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合理性与必要性。阳明一再主张并宣扬，应以感化与教化的方法来治理社会，甚至对“匪民”，阳明也认为他们仍不失人的本性，只是“苦遮迷”而已。前引阳明的乡约劝告就指出乡民之“为暴”，非“生性”即然，而是后天“积习”所成，加之官府教化不及，致使沦为匪陷为盗。显然，在阳明看来，“匪民”并非天生就是“匪”，而是可以“诱掖奖劝”教化的，因为人皆有“良知”，心中皆有“仲尼”，有善端和善根，是可以化性起伪的。故阳明在剿匪过程中不厌其烦，反复晓示“告谕”，“使各民互相劝戒纠察，痛惩已往之恶，共为维新之民”。其间当然有不忍“不教而杀”的仁爱之心，但毋庸置疑，其间亦有人性可塑、亦应塑的“良知”性善论支撑。

“调摄为主”是王阳明社会治理实践中重民性、顺民意的必然结果，也是他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务实选择；而从理论的层面来观察，其间则深深浸润了阳明深厚的“心学”哲思。换句话说，“调摄为主”策略是阳明“良知”说在社会实践中的成功运用，它不仅造就了阳明“文治武功”的“新三不朽”煌煌业绩，也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政治思想中推崇“善教”的深厚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