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名实观研究

谭智秀,张艳婉

(湖南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208)

家训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根源深厚,地位独特,在家庭教育、社会建构和文化传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颜氏家训》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在思想史上地位显著,并有着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文以《颜氏家训》为基点,试图对其名实观做一个系统的梳理,确定“名”、“实”的内涵,阐明其名实关系及名教观,并论述其名实观在颜氏家族、广大社会及思想史中产生的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名与实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的一对重要哲学范畴。简单来说,名与实标志着概念和概念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名分和与之相应的实际功绩、名誉和与之相应的道德品质之间的关系,[1]385具有逻辑认识、政治伦理和道德哲学等多重意义。

名实关系问题是随着社会实践和认识的需要而提出并展开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变革的时代,社会剧烈动荡,旧的社会秩序和旧的礼制完全被打乱,“礼崩乐坏”,旧名被废弃,新名不断涌现。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等级上的名实关系的大混乱,名实相怨的情况层出不穷,名存实亡、名实不符的现象极为尖锐、突出。面对此种社会现实,当时各派思想家分析名词、概念,考察名实关系,提出了各自的名实观,形成了名实之辩。

名实之辩发端于孔子。[1]386[2]30针对当时卫国父子因争权夺位而兵戎相向的行为,孔子提出“正名”观念予以强烈的谴责。他认为当时社会政治上的动乱,是由名实的混乱而引起的,“名”决定“实”,“名不正”造成天下大乱。卫国之乱正在于“名”的僭越,父不父,子不子,因此必须以“名”正“实”,达到名实相符。自孔子提出正名的观点,随后即引发各方学者对此议题的探讨。如道家的老子和庄子,分别讲“无名”和“名者实之宾”;墨家的墨子讲“取实于名”,后期墨家提出“以名举实”;法家的韩非子提出“形名者,言与事也”的“形名”之说;名家的惠施、公孙龙从逻辑的角度探讨名实的关系。

总的来说,各思想家在名与实的关系问题上,大体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认为,实决定名,名反映实。这种观点既肯定实对名的决定作用,也承认名对实的认识作用。如墨子、后期墨家、《管子》、荀子、欧阳建和王夫之等。第二种认为,名决定实,主张以名正实。在此种观点下,他们认为名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如孔子、董仲舒等),或者把名认定为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如名家公孙龙)。由于在名实关系问题上存在着根本观点的对立,形成了不同哲学路线的斗争。[3]581－582

与此同时,各思想家对于名实关系问题的探讨也存在两个维度。首先是由孔子开启的“正名”以“正政”的维度,即名实观在政治伦理领域的运用。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各派思想家讨论名实关系问题,正是为了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名实不符的问题,将名实观和政治学说相结合,试图重建社会秩序。其次是语言哲学(认识论)的维度。先秦时期惠施、公孙龙、后期墨家和荀子等,由名实问题之辩发展为对名的广泛深入的研究,就制名的原则和方法、名的分类,以及判断、推理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述,形成了古代名学,也出现了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学派。

名实之辩发展至汉末魏晋时期,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名实问题的道德维度。其中有以王符、徐幹和刘卲为代表的品评人物名实的思潮。笔者所要探讨的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名实观正是在这样的维度之下展开的,其所论述的名实关系主要限定在伦理学的领域,焦点集中在道德评价与道德教育,注重个人的修身立名问题。

至颜之推所处的南北朝时期,名不符实现象极其普遍,在《颜氏家训》中多有记述。名不符实的现象体现在有人欺世盗名,贪名不已,造名过实。对于此种伦理道德方面的名不符实的情况产生的原因,颜之推归结为修养和学风问题。一则教育和学习不够,遇事则茫无所知,“长受一生愧辱”(《颜氏家训·勉学》);二则受两汉魏晋以来经学、玄学学风的影响,士人只知空谈,却不能实行。针对名实不符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颜之推阐述了其名实相符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修身以立名,“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颜氏家训·勉学》)。

二、《颜氏家训》中的名实关系

颜之推针对其所处时代存在的名不符实的现象,在《颜氏家训·名实》中提出了他关于名实关系的观点:名实是统一的,名和实的关系就如同形和影的关系一样,实定则名定。颜之推从这一观点出发,进一步提出修身立名,指向道德修养和道德评价领域,与此前语言学意义上的名实相符,以及先前儒家主流“正名”以“正政”的侧重点大有不同,值得探究。

(一)名实统一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一篇中,专门论述了“名”与“实”的关系: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

以形影关系喻名实是以“实”为“名”本,“名”随“实”而来,因实定名,所以说“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只要德行、才艺周洽笃厚,必然有好的名声随之而来。同样的,若怀奸诈之心,不规范自己的言行,与人为非,“德之不修,学之不讲”(《论语·述而》),是不可能求得好的名声的。不修身而求获取美名,就像是容貌丑陋却要求在镜中看见自己美丽的影像一样,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在颜之推这里,“名”和“实”的关系就如同形与影的关系一样,是统一的。且“实”是“名”的根本,“名”是由“实”来决定的。

颜之推举社会历史中相关事例进一步辅证了他的这一观点。春秋时期郑国伯石推辞太史对自己的任命,西汉末年王莽推辞受任大司马,但此二者并无谦让的美德,只是一种虚情假意,欲借此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并无美名,不应为人所称赞。另有一士族子弟,“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天才钝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犊珍玩,交诸名士,甘其饵者,递共吹嘘”(《颜氏家训·名实》),但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其鲁钝笨拙,终被东莱王韩晋明所识破。鲁钝笨拙,又读书不多的人终究得不到博学多才的美名。

颜之推论证了“名”和“实”的统一关系,他更强调“名”的独立价值。“人足所履,不过数寸”(《颜氏家训·名实》),而“言行声名”却可以传播久远,至于人身之外。甚至人的灵魂湮灭形体消失之后,名声能够一直流传。颜之推想以此激励士人修善立名,以嘉行(实)就美名,使名实统一。

(二)修身立名

颜之推从“名实统一”、“名”必符“实”的观点出发,指出,“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关键在于自身要有周洽笃厚的道德修养及才能。颜之推主张世人修身以立名,通过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品格、素质、学识等等来达成名声与个体实际的相符。因此,颜之推是在道德修养维度提出的名实相符,焦点集中在道德评价和道德教育。颜之推名实相符的观点,既不同于语言学意义上侧重的名称和所指称事物的相符,也不同于传统儒家的主流倾向——注重名分与实际的相符,与政治相融合,主张“正名”以“正政”。

《颜氏家训》名实观注重道德修养维度这一取向,虽然与语言学、政治伦理领域的侧重点不同,但也是分不开的。其修身立名的观点以语言学上的名实相符为基础。在名实起源的初始意义上,名和实是相符的。人类制名以指实,名称的制定以现实的具体事物的特征为依据,从此种层面上说,个体名誉的获得与否、获得何种名誉也是以个体的行为、品质等为依据的。在历史的推移中,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不断有新的事物产生,旧的名称不适应新的事物,要求根据新事物重新制定名,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同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旧有的用以作为道德评价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也发生了改变,人们重新规范这样的一些名称,并要求民众修身立德,达到这样的标准。评价人的德行以新的得到认可的观念为标准,赋予其与之相应的名誉,以期达成名实的相符。

《颜氏家训》推崇的在道德修养维度的名实相符,与政治伦理领域的“正名”以“正政”的倾向不同。如前所论,春秋末期,社会剧烈动荡,礼坏乐崩,名实相怨的情况层出不穷。有鉴于此,孔子提出“正名”观点,他将“正名”作为“为政”的前提,用周礼作为尺度来正名分,如此做了便“天下有道”,否则就是“天下无道”。由孔子开始,“正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方法进入学术领域。往后学者亦从这样的政治角度来谈名实问题。如稷下学派学者在《管子》中言:“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管子·枢言》),事物既然产生,就须礼法以治之,《管子》主张以“名”治,正名以治国,治理的关键在于名实相符,实称其名则治,名重其实则乱。《尹文子》亦云:“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尹文子·大道上》)此言君王不可以参与臣子的事务,臣子不可以问津君王的所谋;上下互不越权干预,才称得上名正。名正了,律法制度才得以有条理地施行。荀子曰:“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荀子·正名》)言民众不敢依靠制造奇辞来扰乱正确的名称,专心于遵行法度而谨守政令了。由此可见,先秦思想家们是在政治领域谈论名实问题的,其主张“正名”是为了“正政”,挽救失范之社会,重建社会秩序。而颜之推提倡的是道德修养维度的名实相符,其正名,劝立名指向个体的道德修养。

《颜氏家训》推崇的在道德修养维度的名实相符,与政治伦理领域的“正名”以“正政”也有联系。早在孔子之时,“正名”之正的关键就转移至为政者自身的“自正”。“在正名‘自正’的新要求中,‘名’从庞大的体制之名中转生出个人之‘名誉’。”[2]131当时人们虽注重名誉,但侧重点并不在个体修身的角度,所有行为和观点都指向当时的社会与政治,为政治服务。直到东汉时期,国家势力与地位降低,豪门大姓的家族崛起,“宗族”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宗族的过度结党膨胀引发了外戚宦官问题”,知识分子清流因共同的理想与价值观而汇集在一起,“价值判断的标准便从人之外在名位转为内在志行”。志意成为价值新标准,并表露在名实理论中。名实理论中的表述范畴从外界的具体事物转入个人的内在情志,价值表述的焦点从宗族社会之名分等转移至个人“名誉”上。[2]184－199人伦评论由此兴起,但此时的名实理论仍与政治相关,指向在位的官员、士大夫:“名”,主要指某人得到的社会赞誉或所居官之名;“实”,主要指人的道德品格和政绩之实。而在颜之推这里,因其所处时代背景的原因,基本没有政治倾向,他更看重个人的修身立德,获得好的名声,以保持家族的延续。

三、《颜氏家训》的名教观

魏晋以来,思想家们对“名教”持程度不同的批判态度。有学者指出,对颜之推来说,欲复兴传统儒家伦理思想,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名教”以及怎样对待“名教”的得失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颜之推首先肯定了名教的积极意义。[4]434

以名实统一的观点为基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中提出其“名教”观点。“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迒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其立名,则获其实。’”(《颜氏家训·名实》)将“名教”归结为一个“劝”字:“劝其立名,则获其实”,即劝勉世人树立名声,并做到名实相符。其所论说之“立名”是其名之三种境界中的第二种:“中士立名”。至于如何立名,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做了重点论述。

(一)得名之三种境界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中论述了士人得名的三种境界: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祜,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於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得名的三种境界即“忘名”、“立名”、“窃名”,分别对应三种士人:“上士”、“中士”、“下士”。上士忘记名声,中士努力树立名声,下士只会盗取名声。忘记身外之名的人,内心领会了“道”,行为符合于“德”,因此会受到鬼神的赐福和保佑,他们并不是因为追求名声而获得名声的,是因为行为符合于道德从而自然而然得名。渴望树立名声的人,修养身心,谨慎行事,担心自己的荣誉得不到显扬,他们不会谦让名声,但他们修身以合德,亦可以得到其渴慕的令名。盗取名声的人,貌似忠厚,实则心怀奸诈,谋求浮华的虚名,名实不相符,不能得到真正的名声。

颜之推“上士”“中士”“下士”之说或受老子启发,而其“忘名”“立名”“窃名”之说亦恰与袁宏“遵理”“存名”“讬名”相呼应。袁宏《后汉纪》谓:“太上,遵理以修实,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为己,故立名而物怼;最下,讬名以胜物,故名盛而害深。”(《后汉纪·光武皇帝纪第三》)然袁宏似推崇的是“太上”遵理之人,遵理而行道修德,不为求名而名声彰显于外,与《颜氏家训》“上士”相对应。而《颜氏家训》中,颜之推所期望于子孙的,乃是“中士立名”,修身慎行以树立名声。

颜之推论说得名的三种境界,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无疑“上士忘名”是更高一层的境界,但为何通篇不讲忘名之境,转而推崇修身立名?这与颜之推的人性论思想是分不开的。颜之推认为:“上智不教不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颜氏家训·教子》)上智之人天生具有善质,发而皆中节,心里领会了道,行为自发地符合“德”,名声自然也随之而来;下愚之人天生具有恶质,无改善的可能,虽教而无益,只知欺世盗名。因此,在颜之推看来,教育的对象只包括可上可下、可善可恶的中庸之人。颜之推劝以修身立名的对象亦为中庸之人,因此其在《颜氏家训·名实》中之论述“立名”之道。

(二)何以立名

关于“立名”之道,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名实》中有相关论述,其与颜之推名实相符的观点联系紧密,可以说,名实相符观点是“立名”的基础。总的来说,“立名”之道有两个方向:一为因实定名,二为以名正实。

1．因名定实

因颜之推持名实统一的观点,名与实的关系,就如同形与影的关系,实定则名定,因此树立名声的第一条路径为:因实定名。因实定名体现在两个方面:“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巧伪不如拙诚”。

颜之推提出:“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德行、才艺(实)周洽笃厚,就能获得好的名声。修身立德方能获得好的名声,不修正身心而企求获得好的名声是不可能的。颜之推“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的立名思想兼顾德、艺,不仅注重个人的道德素养,还注重培养人深厚、全面的学艺。在“德”方面自然不必赘述,毫无疑问,儒家伦理道德占据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成就“素业”是士族最主要的任务。《颜氏家训》开篇即表明其写作的宗旨和目的:“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诚孝”即“忠孝”,是传统儒家极其重要的伦理道德。颜之推主张务先王之道,“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以《诗》《书》《礼》《易》《乐》《春秋》《论语》等经典作为教育和学习的内容,作为修德的途径。其著《教子》《兄弟》《后娶》等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为其所推崇,慈、孝、友、恭、义等也是士人所必修的德行。除此之外,仁、清、贞、直、礼、义等亦列入其中。

至于“艺”之修养,《颜氏家训》的不少篇章,如《风操》《文章》《书证》《音辞》《杂艺》等记录了关于礼学、文学、文字学、音韵学和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以期培养出“德艺周厚”的子孙。在众多技艺中,颜之推尤其强调“读书”一艺。“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颜氏家训·勉学》),各种技艺中最容易学习而且值得崇尚的,莫过于读书了。通晓六经的要旨,涉猎百家的著述,即使不能增广个人的德行,劝励社会风俗,也可以算是一门技艺,可以用来自谋生路。颜之推德艺并提,作为修实的内容,但德行的修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文艺修养中,读书作为重要的技艺提出,至于其他杂艺之类,“微须留意”即可,“不须过精”,(《颜氏家训·杂艺》)亦不可“以能自蔽”(《颜氏家训·杂艺》)。一方面把艺术作为修养的内容,另一方面不鼓励将艺术作为专业投入大量热情。可见,颜之推“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儒家以道德为主的立名思想,但也仍然将艺术修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修实以立名仍然以道德修养为主。另外,颜之推“德”“艺”并举,并非将德与艺分裂开来,其强调“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注重德行和才艺的周洽笃厚,德艺双馨从而获得美名。以文章为例,颜之推强调士人应文德合一,充分体现儒家“文以载道”、“文以表德”的传统观念。其在《文章》篇中列举了历史上五十余名著名文人学士,揭示并批评他们品德与文章的脱离,主张文德合一,并强调文章应该“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颜氏家训·文章》)。

在因实定名,修实以立名的路径中,颜之推强调“巧伪不如拙诚”,巧妙的伪装不如实实在在的诚实。“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颜氏家训·名实》),人的虚伪或诚实,虽然藏在内心,但不会不在形迹上有所表露,没有发现只是因为人们的观察还不仔细罢了。一旦通过考察来鉴别,再巧妙的伪装也会被拆穿的,没有真实的“实”,修养不够,终究不能获得美名。“伯石让卿”“王莽辞政”是其证,此二人假意谦让官位借以获得虚名,自以为伪装得很巧妙周密,但丝毫不能掩盖其“厚貌深奸”的本质,世人对此事作了记载,终究还是揭穿了他们的假面目,使其不得所求之令名。在修实以立名的过程中,容不得半点虚假和伪作,不然则“以一伪丧百诚”,“后之矛戟,毁前之干橹”(《颜氏家训·名实》),那些伪饰自己以盗取权利、抬高声价等行径,最终只会严重损害个人声誉。颜之推列举以巴豆涂脸使成疮以表孝行的贵族、“一有伪情,触涂难继”的邺下少年(《颜氏家训·名实》)加以论证。由此观之,名声不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荣誉也不能以取巧的方法取得,必须身体力行以修实来求取;个人修身慎行,“名”自然归之。

2．以名正实

在颜之推这里,因“名”有其独立的价值,立名的第二条路径即在于以名正实,因名求实。

“名”具有独立的价值,并在灵魂湮灭和身体消亡之后仍然留存,因此“名”作为价值与意义的代表,成为人们追求不朽之所欲成就的对象。“四海悠悠,皆慕名者”(《颜氏家训·名实》),此人情之所同然也,人人皆慕令名而恶恶名,如人人皆弃糟糠而欲刍豢稻梁也。因人情如此,颜之推主张“因其情而致其善”(《颜氏家训·名实》),根据人的这种情性之倾向来引导他们走上善道,即“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人之“慕名”的情性为劝勉世人修实立名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引导世人追求好的名声,由此出发修正自己的身心,即因名求实,以达成名实相符。

此外,关于君子之“立名”,颜之推主张“留有余地”。他说:“至诚之言,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颜氏家训·名实》)最真诚的话语,人们还未必相信,最纯洁的行为,人们或许还产生怀疑,这都是由于人的言行、名声没有留下余地造成的。所谓“无余地”,即人之声名太盛,言行不足以符之。只有言行合于声名,旁有余地,才能言动影从,否则,名不符实。盛名之下,即便是至诚之言、至洁之行,人们也未必会相信,声名毁于一旦。因此,人之立己,需循名责实,反躬自省,观自身之实是否符合所得声名,名实不相符则正之,由此而得之声名则可传播久远。

3．立名之家族与社会效益

《颜氏家训》之“名教”注重劝勉士之立名、修身、慎行以显扬个人之名声。颜之推认为个人名声的树立和弘扬有其广大的家族与社会效益。

因《颜氏家训》为“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而作,其教导子孙“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不仅注重个人名声的显扬,也注重家族的承继、家族名声的流传。颜之推论述个人名声的树立给家族带来的福泽时说:“夫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颜氏家训·名实》)行善事以树立美名,就像盖房子、种果树一样,生前就得到好处,死后还能造福后代。“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众矣。”(《颜氏家训·名实》)祖先的美名嘉誉,也就相当于子孙的礼服和房屋,自古以来,得到祖先这种庇荫的人是很多的。此前所论士大夫之“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祖上建立的名声和功业,绵延甚广,作为子孙后代的根基,其子孙亦可凭祖上之功德而得一官半职,这也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德行深厚、名声显著者受世人尊重,世人愿为其子孙开方便之门。至于这种尊重和家族的名声能不能流传,则看后人各自的造化,看其是否修身立名。

名声的树立亦有其社会的效益。其名教观点不仅有“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之用,还有“轨物范世”之效。儒者宣扬“名教”都有其“化成天下”的取向,《颜氏家训》之名教亦注重个人修身立名的社会价值。其劝勉世人树立名声,曰:“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颜氏家训·名实》)伯夷、季札、柳下惠、史鱼都是历史上声名显著的人物。如伯夷,为商末孤竹君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其耻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中,可谓“清”也矣,为孔、孟等儒者所称许。如果劝勉世人都效法伯夷,人人修正身心以合于“清”,就会在社会中形成清高的风气。史鱼正直敢谏,孔子称之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史鱼正直而不曲,若人人效法史鱼,就会形成正直的风气。柳下惠亦被尊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典范,其德行广为流传,孟子称之曰“圣之和者”,颜之推赞之曰“贞”,并言若人人皆效法柳下惠,就会形成坚贞的风气。由此可见,因一人之修身立名,劝以千万人修善立名,有移风易俗之效。

四、《颜氏家训》名实观的影响

《颜氏家训》的名实观以教育子孙传业扬名为宗旨,主张名实相符,注重个体之修身立名,论述了立名的方法和途径,强调“德”和“艺”的周洽笃厚,并注重“名”在社会中的教化作用。其名实观对颜氏后世子孙产生了重大影响,颜氏子弟莫不以此为训,德艺双修,名垂千古。《颜氏家训》名实观的提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俗,成为后世士人的标杆,并在思想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颜之推著《颜氏家训》,以教导子孙“传业扬名”为目标,其名实观的影响首先体现在颜氏家族子弟身上。《颜氏家训》名实观主张名实相符,修实以立名,从“德”和“艺”两方面修行。颜之推劝勉子孙立身扬名,德艺双馨以获令名,荫庇后世,保家族之长存。颜氏家族子弟谨守颜之推之训[5]752－753,历代名人伟才辈出。颜真卿《颜勤礼碑》记:“自黄门、御正至君父叔兄弟众子侄扬庭、益期、昭甫、强学十三人,四世为学士、侍读。事见柳芳《续卓绝》、殷寅《著姓略》。少监、少保以德行词翰为天下所推。春卿、杲卿、曜卿、允南而下……多以名德、著述、学业、文翰交映儒林,故当代谓之学家。”可见颜氏子弟在名德、著述、学业、文章上多有建树,名垂青史,为后人所称道。

《颜氏家训》名实观对当时的社会风俗亦有影响,在思想史上也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颜氏家训》对此一时期的社会风俗和士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6]从学风上看,南北朝承袭两汉以来的烦琐学风及魏晋玄学空疏学风,空守章句,高谈虚论,不务实际,于“军国经纶”毫无用处。从士风看,其学术浮浅,注重音容[5]178而不重德行,名实不符。《颜氏家训》的名实观的提出对此时及其后的社会风俗和士人风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劝勉世人修身以立名使名实相符的观点,在当时混乱、浑浊、欺世盗名的社会风气中无异于一股清流,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风貌,积习日久,移风易俗。其注重读书一艺,主张“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以“开心明目,利于行耳”,强调读书学问与修身、齐家、治国等道德事功相结合,直指当时积弊已久的学风,对当时的读书人无异于一种痛击和惊醒。对其后的思想文化及社会风气亦有影响。如其强调文德合一,注重文章的“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的功用,至唐朝时,韩愈则提倡文以载道,文道合一。

《颜氏家训》的名实观对士族的风貌进行了批评,影响了士族子弟,并进一步作用于士族文化。如王钺所言,“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而已”。(见《颜氏家训集解·叙录》)《颜氏家训》名实观的影响不仅在家族之内,更走向了整个士族阶层,对其道德修养及学术仕进都有促进。受《颜氏家训》名实观的影响,士人以传业扬名为旨归,修实以立名,注重个体德艺与名声的相符,从而成就家族的名声,光耀门楣,延续家族。《颜氏家训》德艺并举,成为后世士人的标杆,“形成士大夫文人终极的全球布局,统一规划国际市场,在各工业公司中,挑选若干合适的强势品牌,有针对性地进入重点市场,着力发挥工业公司拓展市场的积极性,寻求单点突破,再由点及面,辐射周边市场。改变目前缺乏统一规划而产生的国内品牌同一市场的无序竞争。严格控制品牌规格,适当缩减相近品牌树立,避免大量品牌盲目投入,造成市场分散。通过提高品牌集中度,进而提高卷烟“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和地位。

6．加快跨国并购,提高国际运营力。要借鉴日本烟草和韩国烟草国际化发展的经验加快跨国并购,使中国烟草产业迅速走向国际化道路。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源市场一体化的今天,只有走出国门走向海外市场去发展,才能真正贴近国际市场,更近距离地了解国际烟草消费需求,才能研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通过跨国并购也能迅速解决中国烟草全球运营所需人才、技术、管理、紧缺原料等资源,真正实现中国烟草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