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问题

摘 要：关于笔者所持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杨胜宽先生对我有所批评。根据《汉书》扬雄传赞及其他资料分析，扬雄离蜀进京时年当三十余，因此笔者在《亦论》里的结论是正确的，即扬雄《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长杨赋》作于元延三年。

关键词：永始四年;元延二年;年四十余;年三十余;一事二赋

杨胜宽先生《关于扬雄“四赋”写作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杨文》），针对笔者《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以下简称《亦论》）一文在扬雄“至京”“奏赋”时间问题上的结论和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杨文》对《亦论》的批评，主要有三点：一是采纳清人周寿昌`的观点，将《汉书》所载“年四十余改为年三十余”;二是“将扬雄游京师的年龄改小，目的在于既要证明扬雄与王莽、刘歆‘给事黄门’的共事时间必须吻合，又要弥合扬雄年纪小了十岁以后，其‘岁余奏《羽猎赋》’与作者该赋自序的时间不相吻合的难题”;三是“在‘岁余’前擅增‘十’字，则更是难有说服力的自我作古，只是作者的主观臆断”。[1]

《杨文》的三点批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擅自增改文献记载以强合己意。须知这可是文献研究之最大忌讳，可谓罪莫大焉。因为事关重大，不可以等闲视之，故撰此文，以正视听。

一、《亦论》的写作缘起

关于扬雄“四赋”写作时间的争论，自唐人李善的《文选注》算起，已经一千多年了。一千多年来，以清代学者的争论最为集中而热烈，现当代不少学者也参与了这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甘泉赋》《河东赋》的写作时间，唐人李善，清人钱大昕、沈钦韩主张为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作;清人何焯，现代人李周龙、杨福泉主张为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作;近人施之勉主张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作。[2]

《羽猎》《长杨》二赋写作时间的问题较复杂，争议也最大。引起争议的原因是：若按《汉书·扬雄传》所载，《羽猎赋》当为元延二年作，《长杨赋》当为元延三年作;但是，据《汉书·成帝纪》所载，汉成帝“幸长杨宫”是在元延二年，并且不载“羽猎事”。对此，钱大昕解释为“《纪》失之也”，戴震则“断为《传》误”，沈钦韩解释为“先闻有校猎之诏，逆作赋，在行幸长杨之前”。

台湾学者李周龙，针对上述各家观点，作了如下点评：

以上诸说，仁智互见，然皆未能得实。必如李、钱、沈诸说，假令《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元延二年上，则与“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不符。元延二年距雄待诏，则已三年，雄已为郎、给事黄门矣……平心而论，何焯之说，最为可取。焯虽失考王音卒年，然谓《甘泉赋》永始四年上，则与李善《甘泉赋·注》同……子云于永始元年至长安，（永始）三年待诏，岁余奏《羽猎赋》;则《甘泉》《河东》《羽猎》三赋，当是永始四年写进。《汉书·成帝纪》云：“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虽未言羽猎，然记传阙略，亦时或难免。况《羽猎赋·序》仅云：“其十二月羽猎。”既不言长杨宫，亦无胡人，更非大校猎，与《本纪》元延二年所言“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迥异，安得混而为一？[3]

李周龙认为：扬雄“待诏”“除郎”是在元延二年之前，如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为元延二年作，就跟《汉书·扬雄传》所载“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不相符合。他提出扬雄“于永始元年至长安，（永始）三年待诏，岁余（即永始四年）奏《羽猎赋》”[4]的观点。

因为李周龙坚持扬雄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至长安”的观点，如果《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为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所作，那么扬雄进京与作赋的时间之间相隔了整整五年，就跟《传赞》所载“荐雄待诏”后“岁余奏《羽猎赋》”差了至少三年;所以，他提出扬雄于永始元年至京、永始三年待诏、永始四年奏《羽猎赋》的观点。

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扬雄虚岁38，与《传赞》“年四十余”差了几岁。李周龙解释说：

子云自蜀来游，当在三十八岁，王音召以为门下史，又荐为待诏。疑其时手续繁杂，行政迟缓，故久久未见召，于是蜀人杨庄乃复为之荐。及雄赴待诏之時，或已永始三年。时音死已久，而子云亦已年届不惑矣。事后追忆，人名易记，而时日则难免讹乱。遂含胡言之，谓“年四十余”[5]。

《亦论》针对李说，指出“其不近情理者有三”。为省篇幅，此不引述。[6]

杨福泉在其《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一文中说：

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该在汉成帝永始四年，并由此推断：扬雄至京的年龄，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应是“三十余”。先为王音门下史，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7]

杨福泉的“推断”，既掩盖了扬雄“年四十余”进京与王音“荐雄待诏”之间的矛盾，又解决了争论不休的“岁余，奏《羽猎赋》”的问题，似乎已接近历史真相。

问题在于，杨福泉“推断”的前提真的可靠吗？一句“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该在汉成帝永始四年”，就成了“推断”的前提。什么叫“应该”？

不难看出，扬雄离蜀进京的时间，不仅是考证扬雄“四赋”写作时间的关键，亦是扬雄生平研究中最具争议的一道难题。试图解答这道“难题”，便是《亦论》一文的写作缘起。

二、“新思路”一说的由来

笔者发现，讨论扬雄“至京”年代的古今学者，总是把“王音”作为关注的焦点，以致于左右失据，很难自圆其说。于是，笔者从认真分析《传赞》全文入手，才总算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问题的症结在于，论者缺乏对《传赞》全文结构的正确理解，尤其忽略了其中“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所传达的信息。

《汉书》今本（中华书局2007年版）将《传赞》分为四个自然段，问题就发生在第一自然段（“初，雄年四十余”至“而桓谭以为绝伦”）。第一自然段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开头至“除为郎”）介绍扬雄入仕的经历;第二层（“给事黄门”至“恬于势利乃如是”）赞美扬雄“恬于势利”的高尚人格;第三层（“实好古而乐道”至“而桓谭以为绝伦”）介绍扬雄的学术成就及其影响。

今本《汉书》的标点断句，将“除为郎”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断为一个层次，又将“给事黄门”与“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割裂为两个层次的内容。这样一来，便造成扬雄与王莽、刘歆“给事黄门”时是“黄门郎”还是“待诏”的问题，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奏《甘泉赋》”时间的确定。

按照今本《汉书》的标点断句，扬雄应当是以“黄门郎”的身份跟王莽、刘歆一起“给事黄门”。但是，无论是将《羽猎赋》的写作时间确定在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还是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都不恰当。因为早在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就已经被封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了，哪有可能跟扬雄、刘歆一起“给事黄门”呢？这就难怪杨福泉要有意回避“给事黄门”的本义，说：“班固‘赞’文提到‘与王莽、刘歆并’，是说扬雄与他们一起在朝廷任职，亦即‘同官’之义，而不是说此时扬雄与王莽、刘歆同为黄门侍郎。”[8]而王青《扬雄评传》虑不及此，认为扬雄是以“黄门郎”身份跟王莽一起“给事黄门”的。

《传赞》中的“给事黄门”是什么意思？《通典·职官·侍中》记载：“凡禁门黄闼，故号黄门”。所谓“禁门”，即皇宫宫门，因以黄色涂饰，故称“黄门”。汉代在宫中设“宦官署”，亦称“黄门署”，是专为皇帝宫中事务服务的官署，其属员有 “郎”“待诏”太监等。所以在宫中做事就叫做“给事黄门”。这里的“给事黄门”是专指在宫中做事，绝非泛指意义上的“在朝廷任职”。

因为王音“荐雄待诏”，所以扬雄才有了跟王莽、刘歆一起“给事黄门”的资格和机会。“奏《羽猎赋》，除为郎”是“给事黄门”以后发生的事;如果不在“除为郎”后面用句号，标明叙事的层次，就容易给人造成扬雄是在“除为郎”之后才跟王莽、刘歆一起“给事黄门”的错觉。王青《扬雄评传》就让人有这样的“错觉”。杨福泉文虽然没有让人产生这样的错觉，但其是用泛指意義上的“在朝廷任职”，来解读专指含义之“给事黄门”的。

理清《传赞》的叙事结构之后，笔者遂“突发奇想”：如果能确定王莽“给事黄门”的时间，扬雄“至京”的时间，不就有了最直接最可靠的证据吗？

《汉书·王莽传》记载：

阳朔中，世父大将军（王）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这则史料告诉我们：王莽在“阳朔中”（公元前24—前21年）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资治通鉴·成帝纪》记载：

阳朔三年八月丁巳，凤薨。九月甲子，以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

以上两则史料告诉我们：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王凤死，由王音继任大司马，封车骑将军;受王凤临死前请托，王莽得以拜为黄门郎;王莽迁射声校尉是在“阳朔中”，意谓着他任黄门郎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个年头，因为阳朔四年以后就改元为“鸿嘉”了。

“迁射声校尉”，意谓着王莽就不再“给事黄门”了。据此可以断定：扬雄离蜀至京的时间，绝不会晚于阳朔四年（公元前21年）。晚于阳朔四年，他就不可能有跟王莽一起“给事黄门”的这段经历了。

笔者有根据断定：扬雄离蜀至京的时间，绝不会早于阳朔二年。这个根据就是扬雄所作的《反离骚》。《反离骚》中的“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说明《反离骚》作于汉成帝阳朔年间。《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带着《反离骚》的竹简“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说明《反离骚》作于蜀地。这正是陆侃如将《反离骚》的写作时间考定在阳朔二年的主要依据。

分析至此，扬雄“自蜀来至游京师”时的年龄，应当是“年三十余”，而不是“年四十余”。这个观点庶几可以成立。至于“年三十余”与“岁余，奏《羽猎赋》”之间的矛盾，待我们考定“四赋”写作时间后再讨论。

有必要跟杨胜宽先生商榷的是：他在《杨文》中说《亦论》“如果非得要理解为扬雄与王莽、刘歆同时为黄门侍郎，那就必须把扬雄入京的年龄改小”。请问：《亦论》（即他所谓的“纪文”）在什么地方把扬雄“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这句话“理解为扬雄与王莽、刘歆同时为黄门侍郎”了？笔者是据历史逻辑推断出扬雄离蜀进京时应当是“年三十余”的，其中并没有“就必须把扬雄入京的年龄改小”的意味。

自从胡三省在《资治通鉴·考异》中对班固《传赞》表示异议以来的近千年中，还没有人像笔者《亦论》这样，通过考证王莽任黄门郎的时间，来反证扬雄离蜀进京时的年龄;所以，笔者给《亦论》加上一个副标题——《解读〈汉书·扬雄传·赞〉的新思路》。加副标题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关注，继而深入展开讨论。

三、《杨文》与《亦论》的分歧

在关于“四赋”写作问题的讨论中，《杨文》与《亦论》的分歧，绝不仅仅是结论的不同;最为重大的分歧，是在对资料价值的认识和论证逻辑与论证方法的差异上。

（一）《亦论》的结论与论证方法

关于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亦论》的结论是：《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长杨赋》作于元延三年。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

据《汉书·成帝纪》载，自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及雍五畤的祭祀以来，汉成帝在一年中“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的祭祀活动，一共四次，分别在永始四年，元延二年，元延四年，绥和二年。《汉书·成帝纪》又载：“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

《资治通鉴·成帝纪》记载：“元延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既祭，行游龙门，登历观，陟西岳而归。”值得注意的是，汉成帝在元延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的时候，比其他三次多了一项“行游龙门，登历观，陟西岳”的旅游活动。

《汉书·扬雄传》所载扬雄《河东赋·序》云：“其三月，将祭后土……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还，上《河东赋》以劝。”据此，可以确定的是：《河东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

虽然扬雄在《甘泉赋·序》的“正月”前面未署年号，但在《河东赋·序》的“三月”前、《羽猎赋·序》的“十二月”前，都有一个“其”字。这两个“其”字，相当于今人所谓的“该年”。诚如清人沈钦韩所说：“不别年头，则为一年以内之事” [9]。这样，我们便有理由认为：《甘泉》《羽猎》二赋，跟《河东赋》一样，亦为汉成帝元延二年所作。

至于《长杨赋》的写作时间，本来完全可以依据序文中的“明年”二字判定为汉成帝元延三年所作;但是，由于《汉书·成帝纪》中明确记载：“元延二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这就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前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

《亦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元延二年十二月的“羽猎”，是为“明年”（元延三年）的“长杨观猎”训练仪仗队和安保人员的活动，相当于“从胡客大校猎”活动的“序幕”。在班固看来，“羽猎”应当被视为“长杨观猎”活动的开始;为了避免一事重现，故将汉成帝“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系于“羽猎”活动开展的“元延二年冬”。《亦论》作出这种解释的依据是：

第一，《羽猎赋》的命名纯属例外。扬雄“四赋”中，其他三赋都是以活动地点命名，唯独《羽猎赋》是以活动形式命名。颜师古注引服虔对“羽猎”的解释是：“士负羽”。所谓“士负羽”，是说参与这次活动的士兵们，头上戴着插有羽毛的头盔。这俨然是仪仗队的装束。之所以要训练仪仗队，是因为第二年的“长杨观猎”是皇上“大夸胡人以多兽”的对外活动。《序》文首句以“羽猎”名，而其末尾则又谓之“《校猎赋》”，尤其可见“羽猎”是“从胡客大校猎”活动的组成部分。

第二，《羽猎赋》的序文耐人寻味。与其他三赋的序文内容相比较，《羽猎赋》的序文中，既没有表示皇帝的“上”字，也没有表示归来的“还”字，更没有指出“羽猎”的地点。不过，这三方面的内容都出现在《长杨赋》的序文中：“上亲临观焉……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这说明扬雄是把“羽猎”与“长杨观猎”视为同一次“校獵”活动的先后两个程序的。这就是说，“羽猎”是这次“大校猎”的序幕。

第三，《长杨赋》的序尾颇有玄机。其他三赋序文的末尾分别是：“奏《甘泉赋》以风”“上《河东赋》以劝”“故聊因《校猎赋》以风”。而《长杨赋》序文的末尾是：“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籍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长杨赋》全文都是“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这就是所谓“聊因笔（翰林主人）墨（子墨客卿）之成文章”。《羽猎赋》的正文，则是对“校猎”活动“尚泰奢丽夸诩”场面的正面描写，表现了“从胡客大校猎”活动的场景。结合《羽猎》《长杨》二赋序尾中的“聊因”二字来看，扬雄分明是在告诉读者：《羽猎赋》是姑且借助于描写“大校猎”的“奢丽”来讽谏皇上，《长杨赋》是姑且借助于“笔墨”二人对“大校猎”的批评来讽谏皇上。这就是所谓“一事二赋”的含义。难怪有人将《羽猎赋》序尾点校为“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

班固理解扬雄“一事二赋”的良苦用心，更了解元延二年十二月的“羽猎”是元延三年“长杨观猎”活动的序幕;所以，将两次活动合称为“从胡客大校猎”，并将它系于《汉书·成帝纪》“元延二年冬”名下。

后世研究者未能理解班固将“羽猎”视为“长杨观猎”序幕的史家笔法，更不理解扬雄“一事二赋”的良苦用心;于是要么认为“《纪》失之”，要么“断为《传》误”，要么认为是“以上赋之先后为次”。[10]

（二）《杨文》的结论与论证逻辑

关于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杨文》的结论是：《甘泉》《河东》二赋作于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羽猎》《长杨》二赋作于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

《杨文》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杨文》首先引述《汉书·郊祀志》，指出“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祭祀之礼”，就是为了满足汉成帝“获得皇子皇孙的迫切愿望”;认为“弄清了这个重要的特殊背景，对于我们判断《长杨》《河东》二赋的写作时间大有帮助”。[11]

《杨文》接着指出，虽然“《汉书·成帝纪》中，明确记载其郊祀甘泉活动的时间，分别为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正月、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正月、元延四年（公元前9年）正月、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正月”一共四次;但是“在《成帝纪》中，有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的郊祀天地记录。这次活动，扬雄在《甘泉赋·序》中特别点明成帝的祭祀目的就是‘以求子嗣’，可知《甘泉赋》正是这次从祀所写，不会是其他三次随从皇帝郊祀而后作”。[12]

《杨文》又引何焯《义门读书记》为证，何焯说：“子云之生，在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为四十岁。班固《汉书·扬雄传·赞》中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王音荐之待诏。此赋（《甘泉赋》）为四年所上无疑也。然长杨事在元延二年庚戌。”[13]笔者按：王音之死在永始二年丙午;如果扬雄永始三年丁未来游京师，岂有“王音荐之待诏”之理？惜乎《杨文》竟依何焯言而云“既然其来游京师的时间为四十岁，那么其从皇帝于甘泉，还朝奏《甘泉赋》则当为永始四年无疑”。

《杨文》为什么会无视王音卒年与扬雄“年四十余”进京这一重大谜题，却要笃信何焯的“永始四年”说？这是由《杨文》的论证逻辑所决定的。

《杨文》的论证逻辑是：既然汉成帝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祭祀是为了“以求子嗣”，那么这“以求子嗣”的迫切愿望，就绝不会使他放弃恢复祭祀后的第一次祭祀天地“以此赢得天地之欢心”的机会。“永始四年”正是这个“第一次”。所以《杨文》不仅不厌其烦地引述《汉书·郊祀志》，并且强调：“弄清了这个重要的特殊背景，对于我们判断《长杨》《河东》二赋的写作时间大有帮助”。在《杨文》眼中，何焯的观点简直如同经典;何焯一句“长杨事在元延二年庚戌”，就使他作出“何焯的另一值得重视的观点是，明确指出校猎长杨之事乃发生于元延二年，则扬雄扈从而作的《羽猎》《长杨》两赋，自当作于那时”[14]的判断。下面这段话，最能集中展示《杨文》的论证逻辑，他说：“需要强调的是，多数论者认为《甘泉》《河东》《羽猎》三赋皆元延二年所作，是因为没有仔细分析《郊祀志》的内容及其与扬雄《甘泉赋·序》之间的紧密联系。既然成帝专门授意皇太后颁诏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的郊祀之礼，很难想象急于求子的成帝不是于次年（永始四年——引者注）初就去祭祀泰畤、后土，而会再等两年才去完成这一活动”[15]。

《杨文》的这种论证逻辑，确实只能让“多数论者”无语了。

四、答《杨文》对《亦论》的批评

《杨文》对《亦论》的批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考证所用的资料不恰当。《杨文》指出：“局限于班固《汉书》纪、传，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载资料来分析扬雄所指的‘时’之具体年月，而这些记载往往比较简略，难以坐实，故出现各种分析结论或者推测性的观点”[16]。

第二，考证得出的结论不可信。《杨文》指出：“不仅采纳清人周寿昌所谓扬雄‘四十余’当作‘三十余’游京师的观点，而且认为‘岁余’当作‘十岁余’奏《羽猎赋》。其将扬雄游京师的年龄改小……这已是缺乏文献依据的一种牵强推测，而在‘岁余’前擅增‘十’字，则更是难有说服力的自我作古。”[17]

第三，对《羽猎》《长杨》两赋讽喻手法的“评价不太中肯，没有真正揭示出两赋的讽喻技巧与主要艺术特征”[18]。

针对以上三点批评意见，笔者作答如下。

在《杨文》的三点批评意见中，笔者认可第三点意见。笔者对《羽猎》《长杨》二赋讽喻手法的分析，确实很不具体，而且过于简略，自然难以达到“中肯”的标准，更不要说“真正揭示出两赋的讽喻技巧与主要艺术特征”了。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两赋的比较分析，仅仅是为了说明它们的“讽谏主题一致”，是一种举例性质的分析说明，主观上就不具有揭示两赋讽喻技巧与艺术特征的目的和企图。

《杨文》的第一点批评意见，使人非常困惑不解。“班固《汉书》纪、传，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书”，应当是研究扬雄生平的权威资料吧？至于研究中需不需要其他资料作旁证，那得看论证过程中的需要而定。何来“局限于”《汉书》《资治通鉴》之说？何况用同书反证为历史记载中的讹误，是传统训诂实践中惯常使用的方法呢！

《杨文》的第二点批评意见，其“改小”“擅增”之说，实在令人莫名其妙。笔者在《亦论》正文的最后，特别强调指出：

当笔者按照“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顺藤模瓜一步步追寻下去，发现王莽只能在阳朔三年或者四年跟扬雄一起“给事黄门”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因为这一发现，是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自蜀入京时的扬雄确实是“年三十余”，而不仅仅是因为“传写时误加了一画”将“三”字误作“四”字那么简单。有了这一发现，才使笔者进一步发现“岁余”至“除为郎”应当独立成句;否则，上下的衔接会存在逻辑上的毛病（见前面的相关分析）。这样，才又根据《羽猎赋》的写作年代与“至京”年代之间的间隔，得出“岁余”应当是“十岁余”的结论。[19]

试问：怎么能将如此资料翔实、逻辑合理的考证结论，说成是所谓“改小”和“擅增”呢？《杨文》为什么会对《亦论》生出那么多那么大的“误解”呢？笔者认为，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资料价值的认识有偏颇，二是读书的态度失之于“过粗”与“过细”。请看以个几个事例吧——

例一：研完扬雄“四赋”写作时间，明明因为《汉书》传赞的记载而产生了巨大分歧，但《杨文》无视扬雄“永始三年”至京说法的不合理，却要坚信《义门读书记》的说法，认定《甘泉赋》《河东赋》作于“永始四年”。在《杨文》作者心目中，似乎《义门读书记》《文选·李善注》对扬雄生平研究的史料价值，比《汉书》《通鉴》要权威得多。这是为什么？《杨文》对《亦论》的批评，不是从证据的可常性、论证的逻辑性入手来进行，而是随意否定、乱扣帽子，这又是为什么？

例二：《杨文》读书似乎有些“粗心”。文章第一个大标题中有“从成帝祀长杨的原因……云云。什么叫“祀长杨”？汉成帝到长杨宫，是去“长杨射熊馆”看胡人与禽兽“手搏之”，是寻求感官刺激，史称“长杨观猎”或者“长杨大校猎”，与祭祀何干？“祀长杨”又从何说起呢？再如，《亦论》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扬雄与王莽一起‘给事黄门’，只能是以‘待诏’的身份，并非‘同官’，而且只可能是在阳朔三年之后、鸿嘉元年（前20）之前”。[20]但是《杨文》居然批评《亦论》说：“因为如果非得要理解为扬雄与王莽、刘歆同时为黄门侍郎，那就必须把扬雄入京的年龄改小”[21]。《杨文》说这样的话，那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它的作者是否认真读过《亦论》全文，或者是否读懂了《亦论》全文？

例三：《杨文》似乎把书读得“太细”。关于《长杨赋·序》中的“明年”一词，古今学者素无争议，均如《文选·李善注》所云：“明年，谓作《羽猎赋》之明年，即校猎之年也”。[22]《羽猎赋》作于元延二年，其“明年”（即第二年或曰次年）自必是元延三年。李善所谓“即校猎之年”，是说“长杨观猎”（校猎）是在元延三年，跟“羽猎”不在同一年。这确实是古今“绝大多数注家或研究者”的共识。但是，《杨文》指出：“这个时间的认识，可能存在问题。”[23]《杨文》不厌其烦地考证了《长杨赋·序》中的“明年”和“秋”，还考证了赋文对话中的“今年”，得出的结论是：1.“扬雄的序言与赋文在时间表述上存在自相矛盾的不一致”[24];2.班固“明显是受了扬雄《长杨赋·序》所言‘明年’这个时间概念的误导”[25];3.《长杨赋》似乎“当作于大校猎的头年，即元延元年”[26];4.“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将《长杨赋》写作时间认是在《羽猎赋》上奏后的元延三年，可能都是受到扬雄序言所谓‘明年’这个时间概念的影响”。[27]

《长杨赋》的序文与赋文在时间表述上果真如《杨文》所说，“存在自相矛盾的不一致”吗？

关于《长杨赋》写作时间产法分歧的原因，钱大昕说得非常清楚：“（元延）二年校猎（即羽猎——引者注），无从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两事为一，则《纪》失之也。戴氏震以《本纪》光延三年无长杨校猎事，断为《传误》。不知《羽猎》《长杨》，原非一时所作。《羽猎》在光延二年之冬，《长杨》则三年之秋，子云《自序》必不误也”[28]。换句话说，扬雄是把《羽獵》《长杨》二赋写作的时间交代清楚了的。《长杨赋·序》中的“明年”，是指写作《羽猎赋》之后的第二年，即元延三年。《序》中的“秋”，当然是指元延三年的秋天;赋文对话中的“今年”，自然是指元延三年。古今研究者，除《杨文》之外，莫不是作如是理解。

《杨文》为什么会认为《长杨赋》似乎“当作于大校猎的头年，即元延元年”，并且指责扬雄所言“明年”这个时间概念“误导”了班固呢？原来，《杨文》作者竟然把《长杨赋·序》中的“明年”，当做现代汉语中表示“将然”意义的“明年”来理解了。请看《杨文》中的以下语句：

按照扬雄序言所说，明年将有皇帝向胡人大夸汉朝苑囿多禽兽的校猎活动，故须提前让右扶风的农民到南山去把各种禽兽捕捉起来，送到长杨宫射熊馆里集中蓄养，以便届时让胡人在校猎时多所猎取，达到“大夸”中国多禽兽的最佳效果。[29]

按照赋中所言的“今年”，则可以明确知道，季冬校猎长杨和令农民到南山捕捉禽兽，系同年之事，而非隔年。所以，序言中的“秋”，当指元延二年之秋天。[30]

所谓“明年”的大校猎，在《成帝纪》里只记载了元延二年那一次，似乎其写作《长杨赋》，当作于大校猎的头年，即元延元年。[31]

在以上三例《杨文》的论述中，《长杨赋·序》中的“明年”这个表示次序的概念，都被理解成表示“将然”意义的时间概念了。

扬雄序文中的“明年”，明明是针对“羽猎”而言，是说举行“羽猎”活动后的第二年，“意为羽猎后的次年”。既然《杨文》也认可《羽猎赋》作于元延二年，那么“长杨观猎”自然是发生在元延三年的事。不知《杨文》凭借什么思维逻辑，居然根据赋文对话中的“今年”，推论出“序言中的‘秋’，当指元延二年之秋天”来。更令人莫名其妙的是，《杨文》依据他对“明年”的理解，推断出《长杨赋》作于《羽猎赋》之前的元延元年。

了解《杨文》这诸多的“奇特”思维之后，再去审视它对《亦论》的那些批评意见，笔者终于失去了与它辩驳的兴趣。

不过，笔者仍然要重申《亦论》的研究结论：如果没有人能够否认扬雄曾经跟王莽一起“给事黄门”，也不能够否认王莽于汉成帝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拜为黄门郎”和“阳朔中”迁射声校尉的历史记载;那么，班固《传赞》所载王音“荐雄待诏”，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换言之，扬雄离蜀进京时应当是“年三十余”，绝不可能是“年四十余”;扬雄“至京”与“奏《羽猎赋》”的时间间隔应当是“十岁余”，绝不可能是“岁余”。至于扬雄“四赋”的写作时间，《甘泉》《河东》《羽猎》三赋作于汉成帝元延二年，《长杨赋》作于元延三年——这个结论是可信的，亦是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值得继续探讨的是，班固在《汉书·成帝纪》中，将发生在元延三年的“长杨观猎”系于元延二年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注释：

[1][11][12][13][14][15][16][17][18][21][22][23][24][25][26][27][29][30][31]杨胜宽：《关于扬雄“四赋”写作的几个问题——<羽猎><长杨>的相关争议辨析》，载《扬子学刊》第三辑，巴蜀书社2020年版，第94页，93页，91—93页，93页，93页，94页，91页，94页，104页，99页，96页，96页，27页，97页，97页，98页，97页，97页，97页。

[2][3][4][5][9][10][28]李周龙：《扬雄学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1979年版，郫都区子云学校翻印，第47—49页，48—49页，49页，45—46页，48页，48页，47—48页。

[6][19][20]纪国泰：《亦论“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解读<汉书·扬雄传·赞>的新思路》，载《扬子学刊》第一辑，巴蜀书社2018年版，第253页，263页，256页。

[7][8]楊福泉：《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载《上海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作者：西华大学教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