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基建扩张对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2022-01-08 21:14胡露
商业2.0-市场与监管 2022年1期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30个省的服务业数据,重点考察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出于对内生性的考量,本文选用固定效应和以历史数据为工具变量进行GMM估计。研究发现,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存在促进作用。互联网基建扩张水平每提高1%,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将会提高0.1%,并且该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

关键词:互联网基建扩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GMM估计

在国家经济增长的三个部分中,相比于第一、二产业,服务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引擎,在经济增长、就业方面发挥更高的作用。近来年,政府针对产业结构优化不断提出新的政策,引导产业整合,实际上正是提高服务业的比重,重视服务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

目前学界上对于互联网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主要集中于工业和制造业领域,对于服务业的实证分析较少,尤其是在提出“生产率悖论”理论之后。然而随着5G等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对于流通部门和服务部门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其重要性也在与日俱增。所以本文立足于服务业的视角,实证探寻互联网发展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将总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考察考察互联网基建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从而弥补了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研究不足。

一、文献回顾

(一)互联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

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电信基础设施(Choi and Yi,2009)、宽带投资、互联网渗透率(Czernich et al,2011)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由此可见,互联网基建扩张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索罗(1987)根据美国样本提出“索罗悖论”之后,引发了各国学者对于互联网是否会促进经济发展的讨论。汤二子等(2014)從省份和企业的角度,检验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没有按照理论预期高于非出口企业,从而中国样本中得到存在生产率悖论的结果。

(二)互联网对产业的影响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产业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具体分布在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制造业转型升级以及制造业企业创新等方向。这部分研究大多以宏观产业数据或者企业数据为基础,讨论互联网对制造业产业的影响。黄群慧等(2019)认为,制造业企业为了避免直接从事互联网交易环节,利用互联网技术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从而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另一方面,还提出互联网在减少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交易效率和减少资源错配和促进创新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综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的实证分析较少。本文创新点在于:第一,以2006~2016年面板数据为基础,研究互联网基建扩张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利用工具变量法和GMM方法,尽可能解决内生性问题。第二,对样本总体进行分地区回归分析,探讨互联网基建扩张不同地区影响差异。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研究设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致力于研究互联网基建扩张对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水平(sva)的影响。用来衡量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有三种,分别为服务业增加值、其占GDP的比重及服务业贡献率。出于数据可得性和连续性考虑,并避免因用服务业增加值绝对数值,而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最终选择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标。本文设定的模型为:

其中,svα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i省份在t年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svαi,t-1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用来控制前期对当期的影响;interi,t为主要解释变量,表示互联网基建扩张水平;Xi,t表示控制变量,包含影响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其他因素;d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用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项;d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项,用以控制不随省份变化的时间效应项,例如政府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周期波动。

2.核心解释变量:互联网基建扩张水平(IT)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因为互联网技术进入我国的时间不长,且目前学术界对互联网发展测度未有确定标准。参照已有文献,最终选取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代理变量。

(二)数据说明

1.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的研究样本剔除了西藏和港澳台的数据,最终使用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份共330个样本观测值。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表1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另外,通过计算变量相关系数矩阵,发现相关系数绝大部分低于0.3,所以本文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比较合理。

三、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内生性与工具变量

本文的模型设定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首先,可能存在未观测到的变量影响互联网基建扩张水平,从而导致遗漏变量问题的产生。另外,学界对于互联网发展与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互联网可能会通过增加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性等促进服务业发展。同时,随着服务业的不断发展,由于融资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倾斜以及技术水平提高,更容易推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因此,互联网基建扩张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可能存在双向因果。

为消除内生性,本文采用GMM估计方法来分析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选取互联网基建扩张的一期和二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依次进行豪斯曼内生性检验、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识别不足和过度识别检验。表2报告了固定效应GMM估计回归结果。

(二)估计结果分析

依次将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发现回归系数变化不大,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影响一直为正,并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互联网基建扩张水平每上升1个百分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将提升0.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影响。

对于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政府用财政手段扶持薄弱等新型产业的发展,并且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外商直接投资和交通发达程度的回归结果为负值且显著。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的原因是,一方面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不匹配,从而在生产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方面存在错配,使得低层次的产业重复建设,从而加剧产业发展的不合理性。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人力资本窃取效应”抑制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前文结论可靠性,将互联网基建扩张代理变量替换为互联网普及率与电信业务总收入的乘积(ip)。其他与前文保持一致,表3同样报告检验结果。其中基准回归中采用豪斯曼检验的方法来检查内生性问题,发现表3中内生性检验P值大于10%,所以暂时无法拒绝为外生变量的可能性。为增强检验的有效性,本文又采用麦金农内生性检验并报告P值,结果显示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稳健性检验结果也充分表明,我们得到的结论没有变化,即互联网基建扩张水平的提高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促进作用1。

(四)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参照胡俊(2019)的做法,将样本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并报告各地区回归结果。

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之后,各回归系数仍然为正,证明即使是分地区,互联网基建扩张都促进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但只有东部地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相较于东部来说,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并不完善,与之配套的高素质人才与制度政策也有所欠缺,导致互联网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未能充分显现。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6-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GMM估计克服内生性问题,并用替代变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该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在分地区的回归中,东、中和西部地区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正向。不同的是,仅东部地区呈现显著性特征。这种说明,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下,中西部与东部地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水平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差距,阻滞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基建扩张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Changkyu Choi,Myung Hoon Yi.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on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ry panel data[J]. Economics Letters,2009,105(1).

[2]Czernich,N.,O.Falck,T.Kretschmer,and L. BROADBAND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Economic Journal,2011,121(552).

[3]湯二子. 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悖论及其理论解释[D].大连理工大学,2014.

[4]黄群慧,余泳泽,张松林.互联网发展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内在机制与中国经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9(08):5-23.

[5]李琳,周一成.“互联网+”是否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的提升?——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05):71-79.

[6]胡俊.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研究[J].软科学,2019,33(05):6-10+40.

[7]何小钢,梁权熙,王善骝.信息技术、劳动力结构与企业生产率——破解“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之谜[J].管理世界,2019,35(09):65-80.

注释:

1.限于篇幅原因,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结果不再附上。

基金项目:本文属2019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醒目硕士生实践创新课题《互联网对中国服务业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910803)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胡露(1996-),女,安徽宿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201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