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老年人代际数字鸿沟初探

[摘要]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老年群体不断被边缘化，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逐渐凸显。本文主要梳理了从“知沟”到“代际数字鸿沟”的概念发展，简要说明了代际之间的数字反哺现象，展现了老年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困境，并探析了代际数字鸿沟的成因，试图为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提供合理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代际数字鸿沟;老年群体;数字反哺

中国的媒介化社会呈现相互矛盾的两大趋势：人口结构越来越“老”，但媒体形态却越来越“新”[1]。我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同时，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随着移动网络的普及和各类新媒体平台的兴起，媒介形态趋于融合，代际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各界需要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生存问题，帮助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

一、代际数字鸿沟概念的提出

（一）从“知沟”到“数字鸿沟”

“知沟”假说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等人在1970年首先提出的。该理论指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会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2]。该理论提出的背景是电视在美国家庭中高度普及的现实。1959年，全美的电视普及率就已达到88%[3]。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媒介技术环境相比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与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新媒介技术的接近权和使用能力日益成为扩大“知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背景下，1999年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首次提出了“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数字鸿沟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的差异：人们在接触和接入互联网上存在的差异;人们在使用互联网处理信息时体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程度上的差异;互联网内容的特点和信息服务对象等更有利于哪些群体使用和受益;人们在上网的动机、意愿、目的和信息寻求模式等方面表现的差异[4]。从这四个方面可以看出，经济地位、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特征和个人的兴趣爱好等多重因素都会造成数字鸿沟。因此，数字鸿沟不仅会出现在贫富阶层之间，也会普遍存在于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地区、民族、国家和文化之间[5]。

（二）从数字鸿沟到代际数字鸿沟

代际数字鸿沟是数字鸿沟的一个分支，它主要指因年龄和成长环境等差异所引起的代际之间获取、掌握和使用信息技术能力上的差距，以及判断信息价值能力上的差距。代际数字鸿沟的本质是传统的代沟在不断更新的信息传播技术背景下的复杂化表现。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葛洛庞帝曾说： “尽管许多人担心新兴技术会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富人和穷人，乃至 ‘第一和第三世界’，但最大的鸿沟将横亘于两代人之间。”[6]从“广播人”到“电视人”，从“网络移民”到“网络原住民”，媒介技术成为划分不同代际的一个标准。反过来说，由于不同代际的人习惯使用不同的媒介，两代人在知识、观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会相应出现一系列连锁式代沟[7]。随着媒介技术迭代更新和发展融合的速度越来越快，新兴媒介的不断出现令人应接不暇。同时，信息的数量也以指数级增长，呈现“信息爆炸”的趋势。新媒介环境下，电子媒介时代的受众不得不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用户。这些都迫使数字媒介的使用者必须提高对媒介技术的掌控能力和对信息内容的辨識能力。如果老年人不能跟上媒介技术的发展速度，频频出现在家庭场域里的代际数字鸿沟问题必然会日益凸显，最终成为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

（三）从代际数字鸿沟到数字反哺

数字反哺是文化反哺中的一种，指的是代际之间围绕新媒体采纳与使用展开的互动，尤其是子代对亲代在新媒体技能、知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流行文化和价值观的反哺[1]。随着代际数字鸿沟的扩大，亲代和子代之间的信息落差越来越大。年轻一代通过较强的网络应用能力和信息辨识力成为信息富有者，在家庭中往往扮演媒介知识技能的传授者角色，而年长一辈由于缺少互联网媒介素养成为家庭中的信息贫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代际关系的长者权威受到挑战。

数字反哺是弥合数字鸿沟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在家庭生活中，数字反哺现象处处可见，如子女给父母解释网络热词，子女教父母如何使用电子设备和进行网上交流等。利用好数字反哺不仅会使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增多，促使家庭关系更加和睦、稳定，而且通过子代与亲代之间的沟通、交流，能够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有助于代际数字鸿沟的消弭。反之，如果在代际传播过程中，一方碍于“长辈尊严”不接收，另一方缺少耐心不传授。这不仅会引起家庭矛盾，还会使社会层面的代际数字鸿沟越来越大。

在此次新冠疫情肺炎中，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和数字反哺现象都格外明显。很多老年人由于不熟悉智能设备，甚至没有智能手机，不仅无法通过网络请求医疗援助，还因为各个公共场所要求出示健康二维码而面临极大的出行困难。此外，老年人群体很难通过互联网及时掌握疫情信息，导致他们难以立即对周围的环境变化做出反应。比如，在疫情初期，年轻人首先通过网络获知疫情信息，从认知层面普遍感知到疫情的存在;从心理和态度层面，他们通过进行信息的整合与比对后意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行动，注意自身防护并且购买口罩等防疫物品，同时向长辈传播相关信息，积极进行代际反哺。然而，此时的老年人群体由于缺少对网络信息的及时掌握，还未从认知层面认识到疫情产生的潜在影响，对子辈所提供的信息持怀疑态度。而等到疫情全面暴发，老年人群体又因为缺乏辨识信息真伪的媒介素养，不注意判别信息来源，容易听信各类谣言，甚至被谣言蒙骗。虽然年轻人自认为是消息灵通的“信息富有者”，但是老年人群体却习惯依赖自己以往的社会经验，不为年轻人的劝说、解释所动，造成二者之间对“家庭话语权”的争夺。

二、代际数字鸿沟的表现

（一）老年群体互联网使用现状

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们将老年人定义为60岁以上的群体，并将老年群体做出以下分类：老年网民（过去半年内使用过互联网的老年人）和老年非网民（过去半年内没有使用过网络的老年人）。

由图1可以看出，从2016年到2020年，老年网民群体数量在总网民数量中的占比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由图2可以看出，2020年12月，老年群体中的非网民数量超过了老年群体数量的一半。尽管老年网民数量在不断攀升，但是仍有众多老年人未能接触网络。在能够使用网络的老年人中，其媒介使用行为也有待考量。由此可见，老年人群体互联网接触和使用情况不容乐观。

（二）代际数字鸿沟造成的生活困难

1.看病难

近年来，互联网为医疗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助力。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项目从线下走向线上，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手机就可以进行预约挂号。然而，老年人群体由于身体行动不便，本应是最需要线上挂号的群体，却因没有掌握互联网技术、移动设备的使用技能难以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

2.现金支付难

移动支付的出现挑战了以货币为中心的传统收付款方式。2004年，支付宝从淘宝网独立出来，逐渐向更多的合作方提供支付服务，现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2013年，财付通与微信合作推出微信支付后，微信支付正式上线并迅速发展。如今，人们出门几乎不会携带纸币或硬币，而是选择更加方便快捷的移动支付方式。但这种便利对许多老年人而言是一种麻烦：随着线上支付方式的普及，商家和各类收款方也很少准备足够的找零纸币。《中老年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46.3%的中老年人从未用过手机支付，只有17.4%的中老年人经常使用。

3.办事问政难

截至2020年7月，全国共有1730家商业银行网点终止了线下营业。这表明我国线下办事服务网点有所减少。此外，各省市政府也开通了网络问政服务平台，人们通过手机就可以办理行政事务或者提交对政策措施的个人意见。但老年人群体仍然习惯传统的线下服务方式，在网络上近乎“失声”，无法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逐渐被网络社会所遗忘。

4.获取信息难

获取信息难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般意义上的获取信息难和获取“真”信息难。

前者体现为老年群体大多对智能设备存有怀疑和畏惧心理。他们不仅很难通过网络及时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还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后者体现为由于媒介素养较低，老年网络用户通常缺少辨别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对算法机制所建构的信息环境信以为真，很容易上当受骗。人们一旦被虚假的信息所包围，就产生对社会和世界的认知偏差。《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指出，年纪越大遭遇网络谣言的比例越高，即便是高学历的老年人也同样会受到谣言的影响[8]。

三、代际数字鸿沟的成因及解决办法

（一）代际数字鸿沟的成因探析

1.代际之间的成长环境不同

老年人群体在青少年时期没有接触过互联网，一直以来，他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都是电视、广播和报纸。老年人群体早已形成了一套符合当时社会环境和科技发展水平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更偏向于被动接受的受众文化，而不是主动参与的受众文化[9]。相比于从小就接触互联网，并成长于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原住民”，老年群体缺少使用新媒体技术的“天赋”及其所需要的环境熏陶。

2.老年人对新事物有抵触心理

身体因素限制了老年人对数字媒体技术的接触和使用。他们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等身体机能開始退化，记忆力和学习能力都大不如前。人们往往喜欢熟悉的物品和环境，但当环境变化远超自己能力所及时，人们就会对新事物产生抵触和恐惧心理。许多老年人对新兴媒介技术的态度处于不愿意触碰，但又不得不触碰的矛盾当中。有时是因为他们缺少探索新兴科技产品的欲望、兴趣和动力，有时也是因为他们缺少媒介技术使用方面的指导。

3.数字产品缺少对老年用户需求的考量

无论是“两微一抖”，还是各类交友平台和美颜相机等常用应用软件，都将青年群体设定为核心受众，几乎没有考虑老年用户的特殊需求。市面上也很少有专门为老年用户设计的应用软件，其根本原因或许是当前社会形成了以年轻一代为主体的网络文化，老年人并非网络世界的主要用户群体，资本从中无利可图。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青年群体凭借其媒介素养大量获取信息，而老年人群体则被挡在互联网之外，导致代际数字鸿沟逐渐加大。

总之，代际数字鸿沟是在数字媒体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老年人群体不仅缺少接触及使用数字媒体设备的机会和能力，媒介素养水平也较低，导致他们很难适应当下发生的媒介技术转型[10]。

（二）弥合代际数字鸿沟的建议

1.提高老年群体的新媒体设备拥有率

社会经济水平的差异是产生数字鸿沟的根本原因。对那些没有接触互联网的老年人群体，政府应为他们提供接触互联网技术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通过加大网络扶贫力度和完善各类信息基础设施等方式来提高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同时，政府应当适当提高退休老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他们的新媒体设备拥有率，以改善他们在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质量。

2.提高老年人群体的媒介素养

社区可以组织一些提升老年人群体媒介素养的宣传教育活动，教授老年人群体基本的数字设备使用技能，培养他们对新媒体技术的兴趣。此外，社区也可以提供相关课程来提高他们辨别网络信息的能力，帮助他们跟上社会环境的变化。

3.利用好数字反哺，促进代际交流

数字反哺是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最好的途径之一，两代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数字反哺奏效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年轻人要理解老年人群体接受新事物的滞后性，主动传授一些上网技能和判断信息真伪的经验;另一方面，老年人自身也要克服守旧思想、更新观念，主动学习各种信息技术和知识，尽快融入数字社会[10]。只有这样才能使数字反哺发挥最大效应，促进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此外，老年人之间也要通过朋辈影响，形成相互交流、学习的氛围，提高自身对数字化时代的认识。

4.打造个性化的老年信息平台

政府应通过各类政策和资金支持互联网公司开发一些以老年人为主要目标群体的网站和应用软件，如创建虚拟老年社区、打造老年信息平台等。社会应主动倾听老年人群体的媒介使用需求，将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群体纳入未来的信息化发展规划之中，避免使其成为新的边缘群体。

四、结语

弥合代际数字鸿沟是解决老年人数字化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也采取了一些切实有效的措施。如国务院办公厅提出要进一步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为老年人提供更周全、更贴心、更直接的便利化服务。为实现这一目标，相关部门做出了以下部署：完善“健康码”使用、便利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优化网上就医咨询服务等。但这些政策的落实和完善还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真正使老年人群体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从某种程度上说，代际数字鸿沟的产生也证明了人类科技文明发展之迅速、新媒体技术对社会影响之大。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变革，我们要趋利避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要在继续发展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同时，优化网络结构和服务，使老年人群体也能享受科技革命带来的便利。

[参考文献]

[1]周裕琼.当老龄化社会遭遇新媒体挑战 数字代沟与反哺之学术思考[J].新闻与写作，2015（12）：53-56.

[2]Heinz Bonfadelli. Mass Media Flow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Von PhilippJ. Tichenor，George A.Donohue und Clarice N.Olien（1970）[J].Wiesbaden：Springer，2016（12）：109-120.

[3]李良荣.当代西方新闻媒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儿岛和人.大众传播受容理论的展开[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

[6]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7]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M].北京：商务印書馆，2015.

[8]人民网舆情频道.图解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EB/OL].（2018-06-29）[2021-05-17].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8/0629/c405625-30096878.html.

[9]梁晓琳.网络时代的代际数字鸿沟[J].新媒体研究，2018（20）：134-135.

[10]黄晨熹.老年数字鸿沟的现状、挑战及对策[J].人民论坛，2020（29）：126-128.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年学术论文写作工坊。

[作者简介]张谦（2000—），女，辽宁沈阳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