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环境下非遗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摘要]东北大鼓是辽宁省的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它唱腔优美流畅，曲调丰富多变，反映了东北地区人民的世俗生活、趣事轶闻或家喻户晓的历史典故，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北大鼓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甚至濒临灭绝。本文结合新媒体背景，对东北大鼓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探寻东北大鼓的传承、传播策略，以期对其保护、传播和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大鼓;新媒体;传播策略

回首千年华夏文明，中华传统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这千百年来的发展，始终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经济、科技实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人民的物质需求已经得到基本满足，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提升我国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认同感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进行了系统性规划。

辽宁省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多民族省份，各民族文化结合其地域特色不断融合发展，孕育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东北大鼓是第一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它作为一种曲艺艺术，历史悠久，兼容并包。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信息时代已然到来，新兴的传播媒介层出不穷，信息的传播与接收愈发便利。世界各个民族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各自的民族文化，文化的碰撞和交融屡见不鲜。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东北大鼓的保护和传承工作面临严峻考验。本文从东北大鼓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出发，探究新媒体环境下东北大鼓在传播和传承中遇到的问题并加以阐释，提出东北大鼓顺应时代发展的传播策略，为今后的非遗文化传承、传播工作提供参考。

一、东北大鼓概述

（一）历史起源

东北大鼓起源于我国东北地区，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清朝年间，东北大鼓在乡村流行起来，发展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学界关于东北大鼓的产生背景说法不一。若从说唱艺术发展过程来看，东北的说唱音乐可追溯到辽金时期，而明清两代，说唱艺术的发展达到了顶峰，鼓乐也随之流行起来。所以，至少从明代开始，我国已经出现了东北大鼓等北方鼓曲的雏形[3]。到了清朝中期，流行于北方的某些说唱音乐才渐渐演变成东北大鼓。

关于东北大鼓自身的历史起源，现如今学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起源于清代“子弟书”。“子弟书”也是清朝中期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曲艺形式，相传是由清代八旗子弟首创并流传开来的。“子弟书”先是传至北京，后在北京城内渐渐演变出不同类型的曲调，而其中一类曲调随北京说唱艺人黄辅臣传入盛京（今沈阳），在东北地区流行起来。其二是起源于东北农村。当时，东北大鼓也被称为“屯大鼓”，部分农民选择在农闲时从艺，走街串巷进行表演，从而获取额外的经济收益，这也推动了东北大鼓自身的传播和发展。

由此，东北大鼓兴起的原因可归纳为两点。第一，东北地区的地理环境。当冬季来临，东北农民的农闲时期长达半年之久。农闲时期，农民们开始从事艺术创作，用以打发时间，为东北大鼓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第二，东北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特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辽宁省56个民族俱全[4]。虽然各个民族的人口数量均有不同，但是辽宁省各民族杂居的情况也为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地方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可以看出，民族迁徙与融合为东北大鼓的演变创造了一个独有的文化空间。

（二）艺术特色

东北大鼓音乐是由唱腔和伴奏两个部分组成，它的音乐结构属板腔体，唱词的基本形式为七字句的上下句式[5]。由于板式的不同，它的唱腔种类繁多，有“四平调”“半京韵”等。东北大鼓的表演风格多变，由于各说书艺人舞台表现力的不同，也分不同的表演派系。东北大鼓的传统曲目十分丰富，取材广泛。随着东北大鼓愈发兴盛，其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辽宁东北大鼓就分为奉调、南城调、西城调三种，传至外地则又诞生了许多其他的流派。

二、东北大鼓传播、传承遇阻

传播与传承是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两个“主动脉”，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传播推动了民族文化进一步碰撞、交融，促使中华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传承则让民族文化得以延续，使其历经时代的洗礼仍能散发光彩。若无传播，则谈不上传承，传播为传承提供了先决条件，而传承又构成了传播的一部分，在传播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种类文化的互相作用实际上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种活态流变，是继承与变异、一致与差异的辩证结合[6]。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北大鼓渐渐从兴盛走向衰微，传承与传播工作也屡屡受困。

（一）不斷流失的生命力

任何文明的存留和延续都彰显了其旺盛的生命力，而文明的衰微也预示其生命力的流失。东北大鼓从清朝中期产生，民国初年略有衰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东北大鼓才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渐复兴。然而改革开放后，由于社会变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东北大鼓没能再重回往日的地位。

传承人与受众老龄化是东北大鼓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20世纪50年代，人民收入普遍较低，国家经济属于复苏阶段，人们的物质需求大于娱乐需求，电视、广播等媒介仍未普及，东北大鼓等曲艺类节目受到推崇，加之政府推出了针对文艺界发展的“双百方针”政策，促进了东北大鼓的复兴。

到了21世纪，当年的主要受众群体由中青年人变成老年人，而老年受众又有自身的局限性。例如，老年群体的消费力不强，相较年轻人，他们对市场消费的拉动也较小;老年群体的影响力不强，他们与年轻人之间存在代际失衡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者之间的人际传播;老年群体的接受力不强，新兴的电子媒介在他们当中的普及度仍然不高。因此，受众群体的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北大鼓通过新兴媒介广泛传播的步伐。同时，传承人数量日益减少，普遍呈现高龄化态势。老一辈传承人的衰老和后辈传承人数量稀少造成了传承主体的缺失，进而使东北大鼓濒临绝境。

（二）传承方法的局限

东北大鼓的内容主要分为鼓曲和唱词，由于东北大鼓属于口头表演，这就要求演出者不但要记住唱词，还要尽可能还原曲谱。而在传授东北大鼓技艺时，老师通常采用口传心授的形式，这种教学形式单一，效率较低，学生的学习进度也十分缓慢，既拖慢了传统技艺的传承进程，又不利于其保存和广泛传播。经过二百多年的演变和发展，东北大鼓的史料和经典作品都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一些曲谱也已经失传。这就要求现在的传承人们既要掌握已有的曲目，又要具备丰富的创作经验。这种情况在无形中提高了对东北大鼓传承人的要求，传承工作也陷入困境。

（三）传播模式单一

21世纪初期，我国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在国际舞台上，我国的国际地位也愈发重要。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外国文化“引进来”的背景下，我国形成了多种文化碰撞、融合的局面。可以说，文化冲击的浪潮为东北大鼓过滤出了真正的受众，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年轻群体对传统文化愈发陌生。

乔晓光教授提出：“新一代传人对非遗产生‘文化陌生感’，乡村的民俗、信仰失去年轻一代的传承群体，传统习俗不再，非遗的原生环境不再，年轻人传承继承的更多是技艺。”[7]互联网不仅割裂了老年群体和信息社会的关系，还隔断了年轻群体和传统民俗的联系。东北大鼓作为民间艺术，是根据生活需要被创造出来的，拥有其自身的时代特性，依傍于独有的传统民俗，而新一代的年轻传承人早已脱离了当初的民俗环境。

互联网为这个时代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生态，快节奏的生活模式逐渐影响了受众的信息接收模式和媒介使用习惯。虽然信息化时代出现了许多新兴媒介，拓宽了传播渠道，但在使用媒介时，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空前的增强，碎片化、耗时短、体量大的信息形式限制了东北大鼓的传统传播模式，东北大鼓也逐渐失去了立足之地。

三、提升东北大鼓传播效果的可行路径

（一）扩大受众群体，拓宽传播覆盖面

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提升东北大鼓的知名度成为非遗工作中最基础的一环。层出不穷的新媒体为东北大鼓的“走出去”搭建了坚实的平台，东北大鼓应利用新兴的传播条件，在保留已有受众圈子的同时不断向外扩张，吸引不同类型的受众。其既要通过传统媒体满足已有受众的需求，又要利用新兴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与此同时，新媒体也为非遗工作创造了便利的传播条件。例如，抖音开展了“非遗合伙人”计划，旨在让非遗通过流量扶持，享受“信息红利”，提高市场价值，吸引年轻受众[8]。通过网络平台，东北大鼓能够更好地适应信息流向，贴合大部分受众的媒介使用习惯。

此外，巨大的信息流量扩大了东北大鼓的市场，增加了线下演出率，提升了该行业的实际收入，让传承人在有了基本保障的同时，还可获得额外收益。长此以往，这种现象可激励更多年轻人选择从事东北大鼓的传承工作，让传承主体不再缺位。

（二）利用技术手段，改善传承条件

东北大鼓自身的表演形式使其在传授过程中注重“口传心授”等以人际传播为主的模式，这种传授模式虽然细致，但是效率不高。当下，许多数字化设施走进了课堂，东北大鼓的传授过程可引用先进的数字化技术，如将相关课程录制成视频、音频等形式，整合成数字化资源，便于学生获取和保存，也可将公开课录制成视频在互联网上发布，让更多受众能够在互联网上感受东北大鼓的魅力。

过去，老一辈传承人的离世和新一辈传承人较少导致某些古老曲谱失传。如今，传承机构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数字资源库，记录东北大鼓的演变历史、历代传承人资料、研究成果、鼓曲曲谱和经典唱词等内容。如榆树东城派的经典作品《杜十娘》《地藏菩萨》等现已在戏曲网站上被广泛传播，东北大鼓相关演出及纪录片也保存在辽宁文化云平台上。这样既易于保存和整理相关资料，又利于信息的检索与展示。

（三）明确传播定位，促进活态传承

东北大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其自身的“形”与“魂”。“形”指的是东北大鼓的形态和内容，是流传至今的唱词鼓曲。“魂”指的是东北大鼓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和民俗生活，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新媒体的出现为东北大鼓“形”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陈词古曲仍能活跃于百年后的今天。

然而，在传播及传承过程中，新兴技术常被认作模糊，甚至扭曲非遗文化的因素。有人对东北大鼓所代表的历史之“魂”能否在当代背景中原貌再现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扭曲了内涵与方式之间的关系。东北大鼓在使用新媒体推进传承工作的同时，不应一味地贴合传统、还原民俗，而要与时俱进、活态运转。诚然，东北大鼓是在过去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诞生演化而来的，但如今的生活习惯早已无法与过去兼容，当时的传承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脆弱[9]。然而，一味地批判传统，使传承完全附着于现代的理解模式，又失去了东北大鼓自身的文化底蕴。东北大鼓的原生环境已经无法再现，为了消除新一代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环境的陌生感，我们只能在现在的社会生态中完成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媒体机构在进行传播工作时，既要让东北大鼓的“形”与时俱进，在人们的视野中更加清晰，又应守住东北大鼓的文化之“魂”，不被流俗所裹挟，如此才能做到“形魂兼备”，真正让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于后世。

四、结语

传承以传播为基础，只有将非遗文化传播出去，才能吸引更多的受众关注非遗文化，为非遗文化的传承搭建更好的平台。在传播形式及理念中，非遗文化传播应做到与时俱进，采用新媒体技术，扩大信息流通率，将非遗文化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新形式;在传承方法上，非遗文化传播应以时代背景为参考，勇于革新，利用信息技术扫清传承工作中的障碍，为传承工作提供便利，让文化重新焕发生机。

[参考文献]

[1]求是.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EB/OL].（2020-02-01）[2021-02-26].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566278.

[2]丁元竹.“十四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相关政策措施研究[J].管理世界，2020（11）：22-35.

[3]馮志莲.东北大鼓备忘录：对一种传统说唱音乐的当代思考[J].中国音乐，2008（02）：109-115，118.

[4]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EB/OL].（2010-11-01）[2021-02-26].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5]童丽娜，马卫星.南音·东北大鼓·人[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11.

[6]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修订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

[7]乔晓光，苏欢.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承：基于非遗社会实践与现象的观察思考[J].文化遗产，2017（01）：4-10，157.

[8]中国新闻网.抖音推出“非遗合伙人”计划 助力传承人实现百万收入[EB/OL].（2019-04-17）[2021-02-26]. https：//www.chinanews.com/business/2019/ 04-17/8811453.shtml.

[9]吉琳玄，马知遥，刘益曦.新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传承[J].民族艺术研究，2020（04）：137-143.

[基金项目]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1年学术论文写作工坊成果。

[作者简介]徐晴（2000—），女，辽宁沈阳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