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碳排放强度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尹迎港，常向东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相关数据，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且碳排放总量仍然在增加。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行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共识的前提下，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我国碳排放的“30·60”目标，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发展历程表明，欧洲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碳达峰，美国于2007年实现碳达峰，并且多数国家计划于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依然旺盛，且传统工业“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发展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减排压力，产业结构方面也亟待转型与升级以迎合当今社会倡导的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2013年，我国经济增长进入常态化，开始增速换挡并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十三五”期间国家污染防治的力度更是空前加大，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十四五”规划也提到要落实2030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实施以碳排放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到碳排放峰值。如今“碳达峰、碳中和”已经被提及到国家战略高度层面，碳达峰已成为“十四五”规划的核心关键词，从政府到企业，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低碳行动已按下加速键，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势必要符合绿色、低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观。

创新的本质就是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同时创新也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并且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是实现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增长的强劲内生动力（易信，2015）。纵观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无不是通过促进科技进步、鼓励发明创新、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等促进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双碳”目标是体现我国大国责任担当以及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方面，而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又是影响区域碳排放的重要途径（孙丽文等，2020）。在新时代背景下，探索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经济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碳排放强度、碳生产率是衡量区域碳排放程度、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重要指标。通过科技创新或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碳减排和绿色经济发展已逐渐成为业内共识。国内外有大量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正向推动作用（Yang et al.，2014；程钰等，2019），并且研发投入对各类要素密集型企业的碳生产率均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郭炳楠等，2014）。李尽法和王秋月（2020）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发现加大本地区绿色研发投入对本地区与周边地区碳生产率的提高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张雪峰等（2021）基于Heckman两阶段模型，选取我国2019年工业部门41个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构建工业碳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模型，发现劳动力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工业碳生产率的提升。范丹和孙晓婷（2020）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发现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这个中介机制促进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陈瑶和吴婧（2021）基于STIRPAT理论模型，利用我国省级和四大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分析提出我国在实现碳达峰目标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区域异质性，并加大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规模及投入强度，尤其是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

同时，也有大量研究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减排的影响。王文举和向其凤（2014）基于投入产出理论，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发现我国存在工业产能过剩的供求结构矛盾，证实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的节能减排。马丽梅等（2018）通过CGE模型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与合理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绿色化和低碳化的重要条件。王少剑和黄永源（2019）将产业结构纳入到碳排放的驱动要素中进行分析，也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还有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可以加快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倒“U”型）拐点的出现进而促进碳减排。但何文举等（2019）发现人口、产业结构以及企业密度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大致呈现正“N”型的走势。程叶青等（2013）利用空间计量回归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碳减排的格局演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的地区多为经济较发达或发展较快的地区，其中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整体上提高了这些区域第二产业的能源利用率，从而使得碳排放强度相对较低（肖雁飞等，2014）。刘金全和魏阙（2020）通过运用PVAR模型分析发现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不显著，但因果关系较为显著，发现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的碳减排和绿色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伴随着产业集聚的发生，刘媛媛（2020）基于经典EKC理论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出产业集聚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考虑到产业的异质性，从农业视角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反而会加快农业的碳排放，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陈银娥与陈薇，2018）。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碳排放强度关系的已有研究大多是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三者同时纳入统一框架的分析相对较少，并且方法上运用空间计量研究其空间相关性以及溢出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缺少与三者相关的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本文试图基于空间视角，在重点研究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基础上，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空间溢出效应，并探究二者对碳排放强度的关联交互作用和间接作用，为推动我国减排降碳协同增效、更好达成“30·60”目标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科技创新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关于科技创新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改进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通过成果转化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为企业开发利用新能源、清洁能源提供更多渠道，并在整体上降低企业的运转和交易等成本，从而能够在生产层面的初始环节减少社会整体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最终促进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另一方面，科技创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改变生产要素的就业结构、供需结构、进出口结构甚至是人力资本结构，使得劳动力的空间适配性逐渐增强，且要素的质量以及配置动态效率将会不断提高，进而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传统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快速迈进。科技创新不仅会使生产要素等真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还能够增加碳交易、碳税等的价格弹性，通过将成果转化为市场化的工具，促进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科技创新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第二产业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性较强并且相对其他产业来说集聚了较多的高能耗部门，第二产业“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发展模式，其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在三个产业中的比重也是最高的，再叠加产业结构布局划分不合理的影响，最终会不断增加废气排放与污染，恶化生态环境。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升级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对区域碳排放产生影响：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提质增效和减少成本，逐渐降低第二产业对能源的消费依赖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促进要素的快速流动和资源的优化整合及高效分配，通过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在宏观层面上提升碳排放绩效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碳排放强度进行有效抑制，加快产业结构向环保低碳型转型升级。综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关联影响与间接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主要发生在产出的供给端（赵晓男等，2019），即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将科技成果内化为企业能够直接投入到生产运营环节中的工具要素，通过提高企业的运转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其结构升级转型。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对科技创新影响的探究则相对较少，赵庆（2018）认为，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重新匹配创新资源，将其分配到需求更高的行业当中，提升要素的利用效率；也能够通过对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等的影响变更要素的供给，改变要素供求结构，倒逼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及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此外，有研究表明科技创新能够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付娉娉等，2017），从长期看，科技创新会通过成果转化促进新能源、资本等其他要素对传统能源的替代，进而降低能源消耗；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对能源效率的提高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沈冰和李鑫，2020）。因此，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并会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结合前文分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减排存在的积极影响，提出研究假设3—6：

假设3：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正向的交互关联影响。

假设4：科技创新能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间接影响。

假设5：产业结构升级能通过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间接影响。

假设6：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能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间接影响。

三、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碳排放强度：CI。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的《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中提供的参考方法对我国各省的碳排放量进行估算：

其中，C为碳排放总量，Ei为能源的消费量，δi为能源i的碳排放系数。i选取我国原煤、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天然气等8种主要消费化石燃料。具体计算公式为：

其中，CIjt表示j省第t年的碳排放强度，GDPjt为j省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CIjt即单位GDP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值越高，意味着该区域碳排放污染较严重，节能减排的空间与潜力越大。

2.核心解释变量

科技创新，根据国家专利局以及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选取各地区每万人年授权专利总量作为衡量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考虑本文要研究科技创新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因此将侧重分析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参考徐德云（2008）研究中使用的“产业结构指数”构建本文产业结构升级的代理变量，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iup表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In表示各省第一、二、三产业年产值的GDP占比，iup越大，说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越高。

3.控制变量

参考李金铠等（2020）、张雪峰等（2021），徐如浓和吴玉鸣（2016）等学者的研究，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地区年公路总里程数）、公共服务水平（政府公共服务总支出/GDP）、对外开放水平（地区年净出口/GDP，其中美元汇率按照年平均汇率计算）、宏观税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GDP）、人力资本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其中，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根据中国公共教育体系的学制设计，并遵循文献中的普遍做法，分别将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层次的教育年限设定为6年、9年、12年和16年，然后加权计算得到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权重为相应受教育层次的实际在校人数人员占比。此外，为缓解异方差可能带来的影响，对部分变量取对数处理。

4.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以及CSMAR数据库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所公布的相关数据。鉴于数据的可靠性与可得性，选取中国2009—2019年30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西藏）的相关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模型设定

1.空间权重矩阵设定

在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中，空间权重矩阵具有外生性。结合新地理学第一定律，本文将采用地理邻接、距离、反距离平方矩阵，还有根据碳排放强度构造的地理碳排放权重矩阵作为本次研究的空间权重矩阵，并对矩阵做标准化处理，具体定义如下：

地理邻接矩阵W1。即若两个省域之间的地理位置相邻，则Wij=1；否则Wij=0。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地理距离权重矩阵W2。基于两省地理几何中心之间的距离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其中dij为根据经纬度测算的两省之间的地表距离。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地理碳排放权重矩阵W4。根据两地区碳排放强度的相关性构建碳排放经济权重矩阵。设定以下wij构建空间碳排放经济权重矩阵，其中CIit和CIjt分别表示i、j地区2009—2019年的碳排放强度的均值，wij越大则说明两地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系越相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为验证区域碳排放强度是否具有空间上的相关性，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进行检验，相应计算公式如下：

表2 四种权重矩阵下碳排放的Moran′I指数

3.空间计量模型选择

在进行回归之前，参考Elhorst（2014）的研究，进行一系列空间计量模型检验，进而选定适合本文研究的空间计量模型。首先，通过LM检验与稳健的LM检验先确定SEM模型、SAR模型以及SDM模型的相应适配情况；其次，进行LR检验与Wald检验，进一步确定SDM模型是否会退化成SAR或SEM模型；最后，通过Hausman检验确定选用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展开研究。具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据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各项检验均显著拒绝原假设，故初步选用SD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Hausman检验结果显著拒绝原假设，依次进行空间、时间以及时空固定效应检验对比，最终选择时间固定效应的SDM模型为本文实证研究的基准模型。模型具体设定如下：

表3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其中，CIjt为j地区t时间的碳排放强度，Xj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Wij为空间权重矩阵，λt为时间固定效应，εjt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检验结果，选择加入固定效应的SD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且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将依次加入上文所提及的四种空间权重矩阵W1—W4，对本文基准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实证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的影响空间面板回归结果

由表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解释变量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空间自回归系数ρ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在空间交互的作用下，区域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区域碳排放在地区间存在显著的示范效应和带头作用。核心解释变量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整体上来说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交互项显著，说明该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空间相邻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整体回归结果与前文理论分析一致，验证了假设1—3。

控制变量方面，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降低区域碳排放强度。考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人们的整体综合素质，使得人们节能减排和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渐增强，从微观层面促进碳减排；另一方面，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有利于加快地区的科技创新进程，通过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来的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以及绿色经济发展效率的综合提升，促进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低碳经济的发展。宏观税负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整体上为正向作用，分析原因是，企业为响应国家号召节能减排，尤其是我国很多省份仍以重工业为支撑、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相对较低，企业减排成本较高，叠加政府宏观税负的提高，将更不利于区域碳减排和绿色经济发展。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区域碳减排，原因在于地方政府会响应国家号召，对碳减排相关工作高度重视，积极出台有关碳减排的政策以及法律法规，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增加针对企业技术研发方面的政策倾斜、资金扶持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快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向环保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通过降成本、争创新进而促减排，最终助力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完善会促进区域碳减排，考虑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会提高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率和运输相关的周转效率，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整个省域的能源使用成本和能源需求，从而促进碳减排。对外开放水平整体上有利于区域碳减排，对外开放会加速生产、资本等要素的跨区流动，推动区域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由于在空间计量模型回归中同时包含空间权重矩阵与被解释变量的交互项及解释变量与空间权重矩阵的交互项，因此总效应包括两部分，即对自身产生的直接效应和其他地区对其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或空间溢出效应。参考Lesage&Pace（2008、2009）的研究，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进一步估计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影响的三个分解效应，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SDM模型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

由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负，表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减排不仅具有明显的直接促进作用，其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的降低也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科技创新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在于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会有利于关联地区科技创新的加快，进而降低关联地区的碳排放强度。而产业结构升级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整体上通过产业链、价值链的关联作用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由空间溢出效应的系数可以看出，地理碳排放权重矩阵下的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对邻近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整体上强于以上三种基于地理因素设定的空间权重矩阵的分解结果，得益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以及交通工具的多样化，为区域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以及促进区域碳减排提供便利。

（二）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二者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关联影响分析

上文验证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和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检验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的空间关联作用，引入二者的交互项，并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构建如下模型：

相关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在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项系数均为负，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正向的关联作用。考虑到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并且加快技术革新，促进企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和运营效益的提升，进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使向其高级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的逐步推进，地方政府越发重视地区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会相继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更多资金流向技术创新行业，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了地方的创新环境和市场化程度，改善生产等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国家层面节能减排的战略定位使得企业的排放标准门槛升高，一方面，企业为加速产业结构向低碳转型升级需加快自主科技创新，通过新技术红利减成本并促减排；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企业转型过程中所需的技术研发等提供资金支持与政策扶持，也会间接提升当地科技创新水平。通过以上分析，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并共同促进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表6 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对碳排放的关联影响

（三）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减排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分析

基于前文的分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能够对区域碳减排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还可能借助产业结构升级、科技创新以及能源效率等对碳减排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以检验相关中介机制效应是否存在。能源效率指标参考杨森和林爱梅（2019）的做法，以单位能耗所创造的产值进行衡量，能源效率越大，意味着生产效率越高，越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采用逐步回归法（Baron&Kenny，1986）。前文关于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降低的影响已得到验证，以下将主要针对中介效应机制检验的第二、三步进行研究分析，具体中介效应检验方程如下：

其中，Mjt为中介变量：科技创新（innovate）、产业结构升级（iup）、能源效率（ee）。Tjt为检验变量：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ψjt和Xjt为模型相应的控制变量，空间权重矩阵取地理邻接矩阵W1。中介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碳排放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

通过表7中列（1）—列（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的提升；并且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能源效率两个重要途径间接降低区域的碳排放强度。由列（5）—列（8）的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升级对科技创新与能源效率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区域碳减排的过程中，除由企业提质增效通过向环保型产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之外，科技创新与能源效率是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产生间接影响的两个关键传导途径，回归结果与上文理论分析一致，验证了假设4—6。

为进一步验证上文中介机制效应的存在，通过bootstrap检验随机抽样1000次进行再次检验，结果显示中介变量的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偏差校正百分法与百分位法均在95%的置信区间上不包括0，均通过检验，进一步验证了部分中介效应的存在，与上文的估计结果保持一致，再次证明以上中介机制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具体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Bootstrap中介机制检验

通过上述中介机制检验还可以看出，科技创新的空间系数ρ显著为正，说明区域间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显著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而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系数ρ为负，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种“虹吸效应”，即发展较快的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优化过程中可能会对周边地区的人才、资金等要素产生一定的吸引作用，从而可能会对邻近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但该效应会伴随地理距离衰减，且随着交通、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市场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这种效应会被逐渐弱化（丁任重，2021）。

（四）稳健性检验

第一，由前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四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整体上均为显著，虽然变量估计系数的大小有所差异，但其方向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表明研究结果稳健可靠。

第二，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将科技创新更换为各地区年专利授权的增量作为其替代变量，将第三与第二产业的年产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的核心解释变量依然显著，且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方向不发生变化，再次说明整体结果稳健可靠。

五、结论分析与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我国2009—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具体结论有：第一，区域碳减排具有较强的空间示范效应，故地区间的碳减排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第二，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均能够促进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第三，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且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具有积极的空间关联交互作用；第四，科技创新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能源效率促进区域碳减排；第五，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和提高能源效率对碳减排产生间接积极影响。

基于以上结论，得到以下对策启示：第一，持续推进“双创”环境的完善，建立健全促进科技创新的有效机制。一方面，政府应加大针对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鼓励和倡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效率，注重科技研发成果的实用价值，兼顾环保、绿色和商业价值，形成合理有效且可复制推广的具体实用措施。另一方面，要提高教育质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促进人力资本积累，鼓励“干中学”，加快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型发展的长效机制，从源头生产环节促进碳减排。第二，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产业、行业间的协调均衡发展。通过提供政策优惠、资金支持等举措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地区产业的合理布局，鼓励企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高污染向低污染的结构转变，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向环保低碳型产业转型升级。第三，继续推进减税降费，增大公共服务供给。加大对发展相对较慢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完善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基础配套设施，通过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创新创业的重要氛围，进而促进区域碳减排。第四，继续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建设。通过资金扶持、技术支持、政策优惠倾斜等方式，有效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并对其周边区域形成积极示范效应，促进区域整体减排和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重要渠道，挖掘出新时代下的经济增长点，并充分发挥二者协同减排降碳的重要效果，更好地促进我国区域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