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焦虑的时代

艾利夫·沙法克（Elif Shafak）

我们的时代是焦虑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愤怒、忧虑、恐惧、困惑、分裂、极化以及对制度越来越不信任和蔑视的时代。由于数字技术的普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角斗士。我们可以眨眼间互换角色，在观众席和干燥、尘土飞扬的竞技场之间来回穿梭。

社交媒体平台已成为21世纪的斗兽场。这些数字竞技场无论大小、不分内外，几乎每天都会上演一场新的较量，尽管争斗双方经常改变，但厌恶和不信任的语言始终如一。古罗马人以他们的野蛮和血腥的场面为乐，而我们现代人只会因为我们的场面而愤怒。

愤怒（anger）这个词的词源很重要，其来自古挪威语angr，意思是忧虑、痛苦、悲伤、痛楚、伤害。愤怒与痛苦直接相关，我们很多人，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现在都能感受到这种痛苦，尽管我们可能不会用这些词来表达。在喧嚣的比赛和普遍的沉默背后，是我们正在受伤的简单事实。

不久前，世界就好像变了一个地方。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乐观情绪盛行。但这是一种危险的近乎自满的乐观情绪。许多评论家认为，历史只能朝一个方向发展：线性前进。它的弧线将不可避免地向正义弯曲。那时，“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之类的表述常被使用。潜台词是明天将比昨天更加民主、包容、平等和相互联系。

当时最大的乐观主义者是技术空想家。他们无比轻快。每当他们离开硅谷，参加国际会议或文化和文学节时，都会自信地向我们保证，信息已成为了纯金（pure gold）。这就是我们创造更美好未来所需要的一切。有了更多的信息，更多更多的信息，人们肯定会作出正确的政治选择。信息的快速传播将推翻独裁统治，带来急需的社会变革。

数字平台的发展将把民主理想带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即使是那些闭塞落后的国家，迟早也要加入“文明世界”，这种情绪非常普遍，以至于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脸书对世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对年轻的埃及夫妇将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取名为“脸书”（Facebook）。几个月后，以色列的一个家庭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取名为“赞”（Like）。我经常想起那些孩子，埃及的脸书和以色列的赞。我们给了他们什么样的世界？

当然，信息的传播既不能保证也不能产生民主。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世界，更不用说随机的错误信息和恶意的、系统性的虚假信息，知识却很少，智慧更少。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只关注信息的时候，我们忽视了知识，抛弃了智慧。

信息事关速度，是离散的数据片段、数字。就像“数字”（number）和“麻木”（numbness）之间的差别，不同于节奏（rhythm）和韵律（rhyme）之间的区别。当我们被如此多的信息轰炸时，我们不会去理解我们读到的或听到的信息。持续的信息超载给我们一种错觉，认为我们对任何事情都有知识，几乎对所有事情都了如指掌。

渐渐地，我们忘记了怎么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熟悉某个问题，我们可以轻松地谷歌一下，不出五到十分钟，我们就可以说一些关于它的东西。再多花几分钟，我们甚至可以让自己相信我们是专家——即使这些信息片段并不等于知识。

我们如何才能减少每天要处理的信息量，而增加我们的知识，最终增加我们的智慧呢？ 为了获得知识，我们需要放慢脚步，提防教条，尤其是我们自己的教条。我们需要起身离开观众席和干燥、尘土飞扬的竞技场。知识需要书籍、跨学科阅读、慢新闻、深入分析、细致入微的对话、避免草率的判断。而智慧则需要我们将思想和心灵结合起来。要获得智慧，我们不仅需要纯粹的理性分析，还需要情商、同理心、谦逊感和同情心。

我们需要倾听彼此的故事，并关注沉默。

疫情伊始，伦敦人还可以在公园散步，我注意到处都张贴了讯息。“当这一切结束后，你希望世界有何不同？”他们问。在问题之下，路人用笔潦草地写下了自己的答案。有人写道，“当这一切结束后，我想生活在一个我可以被听到的世界。”

在一个数字平台和自由民主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传播的时代，我们理应都拥有发言权，一个悲哀的讽刺是，事实却恰恰相反。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感到无从发声。在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中，他们知道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过载的世界，更不用说随机的错误信息和恶意的、系统性的虚假信息，知识却很少，智慧更少。

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负面情绪，并且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或疏导它。但我们不喜欢谈论它，尤其是在我的第二故乡英国，在那里表达情感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也绝对不能在我的家乡土耳其，在那里许多人认为女性是感性动物，而男人更理性（这当然是纯粹的胡说八道）。

所有年龄和性别的人都是情感动物。当我们彼此联系时，是通过故事和情感。我们所信仰的或为之奋斗的，取决于故事和情感。即使我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我们也会通过故事和情感来记住和留存一些东西。

我一直认为每一种情感都是原始能量的来源，就像一种可以加工成各种形式的矿物，一种可以被塑造成不同形状的金属。与其试图压抑我们的情绪，不如承认它们的存在，公开谈论它们，并创造包容性的空间，让我们可以理解和探索我们的心理健康如何被困住，这样似乎更加健康，或许更明智。

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不被认可也完全是可以的。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感到担忧或不快是正常的。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生气或苦恼，恐惧或沮丧，而是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些情感。我們能否将本真的情绪转化为积极和建设性的东西，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社区和社会都是如此。

归根结底，如果有一件事比任何情感都更具破坏性，那就是缺乏所有情感：麻木、冷漠、精神萎靡。当我们对泛滥的信息变得如此麻木，以至于我们几乎不去注意世界其他地方甚至隔壁在发生什么时，我们就被彼此完全隔绝了。这是一个危险得多的门槛。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今天做出的决定将对地球、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健康产生持久的影响。现在我们可能还處于焦虑的时代，但从这里到冷漠的时代只差短暂而致命的一步。我们要确保我们不会跨出这一步。

许多年前，当我在伊斯坦布尔生活和写小说时，一位美国学者采访了我，她当时在伊斯坦布尔研究“中东的女性作家”。 我们聊得很愉快，她面带柔和的微笑告诉我，我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是可以理解的：我是土耳其人，并且我在土耳其。她说话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她看不到自己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的任何理由：她来自美国，一个妇女权利已经实现的国家，并且美国的民主是稳固、稳定和安全的。

然而，自2016年以来，这种二元论的世界观变得不再顺理成章。在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当选美国总统、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兴起、自由民主遭到侵蚀，以及与极权主义没什么区别的“反自由民主”出现之后，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性观念，甚至在其最坚定的支持者心中也失去了吸引力。

现在我们知道，没有所谓的“坚实”国家。用已故社会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创造的术语来说，我们都生活在流动的时代。历史并不一定是直线前进的。如果说现在是流动时期，那么随着疫情、气候危机以及社会、数字、种族、性别、阶级等不平等现象的扩大和深化，这股潮流似乎加快了。

这是我们需要全球姐妹情谊、全球团结的时刻。无论我们是牙医、学生、工程师还是诗人，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住在哪里，我们都没有冷漠的奢侈。从另一场疫情的可能性到环境灾难，从网络恐怖主义到难民危机，前方面临着巨大的全球挑战，这些挑战都无法用民族主义、孤立主义、部落主义或群体自恋的修辞来解决。

我们必须接近自然，理解我们对地球的责任。我们必须相互联系，努力成为敬业、参与、有知识、有智慧的公民。沟通是我们前进的唯一途径。

故事将我们聚集在一起，但不为人知的故事和根深蒂固的沉默使我们分开。

我们的声音可能不会被当权者听到，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也并非无话可说。我们有能力改变世界。

美国华盛顿，人们在国会大厦前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