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击败通胀压力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21年感觉就像过山车，人们的希望随着疫情统计数据和政治风向的变化而起落。新的一年看起来大同小异，除了美国将在2022年11月举行中期选举，而这次选举极为重要。考虑到所有的不确定性，信心满满地作预测是鲁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会给出我的最佳赌注。

首先，新冠病毒将被最终驯服，但不会被根除。全世界已有足够多的地方、足够多的人接种了疫苗，使大多数地方的人能够克服过去两年来一直困扰着我们的恐惧。不过，尽管这个过程将释放出一股“被遏制”的能量，重启全球经济并不像关闭大部分经济那样简单。

价格体系可以有效反映市场上各种商品的供需情况，是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但它并不擅长处理重大的结构转型，比如从农业向制造业、制造业向服务业，从和平到战争的转变（反之亦然）。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问题，而且接下来很可能还会有更多问题出现。我们应该为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巨大变化做好准备：更多的远程会面和电子商务，减少实体零售店的购物，对商业房地产的需求可能会下降，而房地产行业其他领域的需求可能会上升。

劳动力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干扰，其中一些变化可能是永久性的。许多工人都在问自己的工作是否值得。为什么要在如此惡劣的条件下以如此低的薪水承受如此大的压力？即使在提高失业救济到期后，美国的劳动力短缺仍然存在。工人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在40年来资方占经济蛋糕的份额越来越高之后，这可能最终使力量的天平向劳方倾斜。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升级，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发现自己置身于交叉火力之中。

新的稀缺性将反映在价格上，而这些调整将出现不对称性。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往往比过剩导致的价格下降要大得多，这意味着通货膨胀很可能发生，无论谁掌权都将为此受到指责。问题在于，尽管我们知道如何控制源自需求过剩的通货膨胀，但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情况与此不同。在目前的情况下，加息对失业率的影响大于对通胀的抑制，这让工人们又多了一件需要担心的事情。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世界各地早先为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效果正在减弱，这可能会导致增长放缓。很多情形的结果将取决于国家所提出的复苏计划的命运。例如，在中期（甚至可能是短期），美国总统拜登的“更好地重建”议程中所包含的供给侧方面的措施，可能有助于维持增长。更多更好的日托设施将使更多妇女能够加入劳动力大军;采取更多措施控制疫情将减少人们对学校复课和开学的担忧;投资于更好的基础设施将降低货物和人员的运输成本。

无论如何，与加息相比，全球一致行动增加疫苗供应，并确保穷人平等获得接种机会，对于缓解通胀压力的作用要大得多。我们应该庆祝的是，自2008年开始的大衰退爆发以来，十多年来，全球总需求再次强劲。人们希望，这次的经济扩张将用于解决真正的社会需求，包括在气候变化时代改造经济、弥补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缺陷以及对人力和技术进行投资。

不幸的是，地平线上出现了两朵乌云。首先是政治上的乌云，美国共和党已经把灵魂出卖给了唐纳德·特朗普，放弃了一切理性和曾经对民主的承诺。共和党人已经表明，为了获得权力并保住权力，他们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曾经，镇压选民只是共和党的暗箱操作，现在却公开而自豪地这么做了。

共和党放弃了对真相、预算、民主问责制和多元化的尊重，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构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谨慎起见，投资者要考虑到这种政治动态所产生的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但是，正如我们在2008年看到的那样，市场通常不会承认迫在眉睫的重大风险，直到为时已晚。至于他们是否会在2022年这样做，谁也说不准。同样可能的是，投资者将更多地关注细节问题，比如企业税率将上调几个百分点的前景。

第二朵乌云是地缘政治：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升级，而其他国家也越来越发现自己置身于交叉火力之中。平心而论，今天的冲突看起来与一年前明显不同，在特朗普时代，任何有利于中国的事情都被认为是以牺牲美国为代价的。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过于紧密，不可能发起一场真正的20世纪式冷战。但即使这是真的，严重脱钩仍是可能的。传统观点还认为，中美关系破裂将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削弱专业化经济和比较优势经济的机会。然而，近几十年来对全球化的更广泛的重新评估表明，这些优势对GDP的好处可能比以前认为的要小，而分配成本（以及丧失弹性的成本）可能比以前认为的要大。

一些评论员还对过度外包给中国等国家而导致的技术流失表示担忧。但美国的政治考量很可能不是基于对经济成本和收益的精确计算。此外，美国为应对其认为的新的竞争威胁而采取的产业政策，可能在短期和长期内都对增长起到刺激作用。

我们现在选择的政策将对未来几十年产生影响。我们可能已经刹住了疫情过山车，但在2022年，我们必须同样明智和迅速地采取行动，制定战略，引领我们进入更美好的后疫情时代的未来。